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陶寺宫城平面图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示意图
陶寺遗址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宫殿区作为一处大型都邑类遗址最为核心的功能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区域，也是陶寺遗址都城性质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物化要素之一。2012年对宫殿区一带的钻探情况表明其周边存在有围垣遗迹，若为宫城城墙，其重大学术意义不言而喻。自2013年3月31日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发掘。2017年继续扩大发掘面积，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疑似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取得重大收获。
陶寺宫城南东门址示意图
南东门址通道了上残留的路土以及路面下的夯土层,南-北
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原来认为的宫殿区的外围。陶寺宫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即31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其中北墙编号Q15，东墙为原来的Q10，南墙编号Q16，西墙编号Q11。南墙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沟破坏掉。四面城墙均进行了解剖发掘。
G21出土研磨朱砂石臼
H232出土残玉琮
宫城东南拐角基本全面揭露。宫城城墙东墙Q10与南墙Q16之间存在缺口，位于宫城东南角，应该是一处出入宫城的侧门，缺口宽6.8余米，暂称“东南角门”。更为重要的是，缺口处靠Q10内侧接出一夯土基址，长约10、宽约11米，很有可能是侧门Q10上“内墩台”基础。而Q16在此拐角处又继续向外（东）延伸出约15米收回，整体形成短“L”形。另外，在Q16基槽近门址一侧还发现有1个与基槽同期的磉墩类柱础。经过对Q16和Q10的进一步解剖，确认二者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与晚期两期城墙基槽，而内墩台为陶寺文化晚期。换言之，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再次夯筑晚期城墙，并接出内墩台。
Q10墩台解剖沟出土陶玲
H159出土的柱础石之一
宫城南东门位于宫城南墙Q16东段，正对宫城内最大宫殿基址ⅠFJT3，门址接在Q16之上，面向东南，仅余夯土基槽部分，平面近似后世带有“阙楼式”城门，即南墙Q16东、西两侧各向南再延伸出夯土基址，类似“短墙”与“阙楼”基址，编号为ⅠFJT8。ⅠFJT8的东侧夯土基址被大南沟冲掉一部分，西侧夯土基址保存基本完整，基础长近21米，宽约11米以上，与宫城城墙Q16相接并连为一体。东侧基址较西部基址窄，且不甚规整，被大南沟破坏较多。二者之间为门址所在的进出通道，宽约7米并残留有一小块明显的路土。ⅠFJT8被大量的陶寺文化晚期灰坑、房址破坏，显得支离破碎。在打破东侧夯土基址属于陶寺文化晚期的H159中还发现两块带有明显柱痕的柱础石，不排除与ⅠFJT8有着一定的内在关系。我们分别对门址西侧夯土基址、Q16和二者相接处进行了解剖。通过解剖发现，西侧夯土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晚期，因此推测陶寺文化早期时门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宫城”南墙，中期继续使用，晚期简单改建或重建并向外接出两侧夯土基址，形成类似后世“阙楼式”的门址。该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史前罕见，尤其功用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TG35③B出土铜蟾蜍
Q10解剖沟北壁上的夯土基槽
此外，考古队对宫城东墙Q10也进行了解剖性发掘，通过解剖确认了Q10的存在,使得陶寺宫城四面城垣全部给予解剖。Q10整体宽13.6米，实际上包含陶寺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的墙基槽，二者略有错位，早期墙基槽偏东，墙基槽残宽约9米，陶寺文化晚期墙基槽偏西并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墙基，残宽近9米，基础较深，约4米以上。Q10陶寺文化晚期墙基夯筑质量较好，平剖面夯筑板块非常明显。
陶寺遗址宫城及其门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意义重大，经多次专家现场会讨论得到以下认识：一是，陶寺宫城基址保存较为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二是,陶寺“宫城”历时较长。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文化中期继续使用,并因陶寺大城的修建使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宫城；陶寺文化晚期有重建现象，在其偏晚阶段彻底废弃。三是，陶寺宫城的发现，使得陶寺遗址“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初形态。三是，陶寺宫城东南角门整体呈短“L”形，且带墩台基础，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年代稍晚些的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它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陶寺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史前罕见，又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对后世影响亦是深远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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