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全景（左为水脑沟、右为铁路路基）
遗迹集中分布区（遗址南端西坡）
庙梁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东南，处在芦河（无定河一级支流、黄河二级支流）上游东支西岸的黄土台地之上，地势高阜，北望芦河主干。庙梁遗址发现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2017年9至12月，为配合蒙西—华中铁路运煤线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靖边县文管办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工作。调查初步确认遗址核心区域面积不下30万平方米，芦河东支的小支流——水脑沟自西向东流经遗址北侧，又东汇入芦河东支，整体来看，庙梁遗址临近水源，黄土堆积丰厚，地势东北高西南低。本次发掘位置为铁路路基挖方区，处在庙梁遗址西南端，清理的重要遗迹包括房址27座、灰坑47座、窑址2座以及墓葬1座。
发掘情况显示，庙梁遗址西南端发现的房址集中分布于梁峁西侧的坡地上，均为“背山面沟”的地穴式建筑，房址平面布局上能观察到明显的成排分布现象，沿山坡等高线弧形排列；灰坑多见圆形袋状，多分布于房址周边，可能是相关房址的储藏坑；窑址发现在西北侧最低处，应该与临近水源的功能要求有关；墓葬仅发现一座，保存很差，幸运的是墓室内发现了随葬陶器。
庙梁房址均为掏挖于黄土中的地穴式建筑，其主体建筑应为窑洞。根据形状结构可将庙梁房址分为两类：一为单体窑洞，平面均为圆形，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铺设白灰地面，室内多掏挖有储藏窖穴，房前一般设有稍微下凹的活动空间，不甚规整；二为前后室连接的复合结构，平面呈凸字形，前室为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后室均为平面呈圆角方形的窑洞，面积较第一类窑洞小，一般在10平方米以下。
第一类房址
第二类房址
“灰坑埋人”现象
灰坑多数为圆形袋状，掏掘规整，深度多在1.5米以上，个别深达3米，一般都分布在房址周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两座灰坑内发现“灰坑埋人”现象。H26中发现三具孩童骨骼，其中两具俯身直肢，另一具人骨散乱，有明显的肢解现象；H37内发现一具成年男性骨骸，侧身屈肢，面向坑壁，左臂肱骨有骨折痕迹。上述两座灰坑内的人骨与正常墓葬内的埋葬方式区别明显，当属非正常埋葬，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值得深思。
第一组陶器
窑址保存不佳，仅留火塘，体量较小，临近水源，与一处房址距离很近，有前后相连的操作间；本次发掘的唯一一座墓葬为小型竖穴土坑墓，虽被严重盗扰，人骨保存很少，具体葬式不明，但仍能观察到墓主头向北，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随葬陶器——细柄豆1件。
第二组陶器
遗物方面，庙梁遗址出土陶、石、骨（角、牙）等标本约200件。石器较多，主要有砂岩质地的刀、纺轮、磨棒、砺石、抹子、器盖，青石质地的斧、锛、凿等；骨角器较少，主要有镞、锥、笄、凿、针以及个别牙饰；陶器小件主要包括刀、纺轮、陶塑等。
第三组陶器
需要重点介绍的是本次发掘出土的陶器。2017年庙梁遗址出土陶器标本丰富，仅修复陶器就超过60件，陶器标本器形多样，组合稳定，包括尖底瓶、 、罐、瓮、豆、瓶、盆、钵、器盖等。初步整理发现，这些陶器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以喇叭口钝尖尖底瓶、短折沿鼓腹罐、折腹钵、直口筒形深腹盆、圆饼钮器盖等为基本组合；第二组以大型单把 、喇叭口圆（折）肩平底瓶、细柄豆、直口圜底瓮等为基本组合；第三组以双 鬲、竖颈圆腹罐、喇叭口折肩平底瓶、直口圜底瓮等为常见组合。其中，第二组陶器是本次发掘的最主要收获。上述三组陶器器形变化明显，根据庙梁遗址层位关系并结合近年来陕北地区考古新资料认为：第一组最早，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与靖边五庄果墚、横山杨界沙等遗址的仰韶晚期遗存内涵相同；第二组次之，为龙山时代前期遗存（有 无鬲），类似陶器组合还发现于横山瓦窑渠寨山、靖边五庄果墚等遗址；第三组最晚，应为龙山时代后期遗存（出现典型双 鬲），与榆林寨峁梁遗址龙山时代遗存非常相似。
靖边庙梁遗址文化遗存丰富、层位清晰、年代明确，在近年来陕北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突出。以第一组陶器为代表的仰韶晚期遗存一般被称作“海生不浪文化”，是陕北、晋北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仰韶文化的晚期遗存；第三组陶器虽然数量最少，但器物组合典型，特别是双 鬲的重复出现说明其相对年代已经进入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后期，这类遗存的命名较多，如“老虎山文化”“杏花文化”“新华文化”等；庙梁遗址第二组陶器是2017年发掘的最主要收获，陶器组合中明确出现了 类空三足器，若以空三足器的出现为龙山时代来临的标志，此类遗存是陕北地区龙山时代较早阶段的考古学遗存，以往多被称为“阿善三期文化”，但本次发掘的第二组陶器组合与内蒙古阿善三期文化遗存陶器的区别明显，阿善三期文化遗存陶器中亦未明确出现 和以 为代表的陶器组合。另外，以庙梁遗址第二组陶器为代表的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除已经公布材料的横山瓦窑渠寨山、靖边五庄果墚等遗址外，还在横山贾大峁、庙梁、圆疙瘩、大阳洼、红梁等遗址中发现，是陕北地区特别是榆林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类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根据发掘遗存的丰富程度，特别是陶器器形的典型程度和陶器组合的稳定程度，似可提出“庙梁遗存”甚或“庙梁文化”的命名，当然，随着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关于“庙梁遗存”或“庙梁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必将不断深入。（作者：邵晶 邸楠 夏楠 康宁武 李文海 张文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 靖边县文管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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