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档案
张一农，家名张荣显，男，汉族，1925年2月23日生，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台营村人。194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9月，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1961年9月至1979年6月，任吉林财贸学院助教、讲师。1979年6月，调入河北财经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0年3月离休。
教穷孩子学文化 只因不想过亡国奴的日子
1937年8月，日寇沿平汉铁路侵入正定。距离平汉铁路线12公里的藁城台营村，天天都能看到一拨拨从西面逃亡过来的难民。听着难民讲述被日本鬼子欺凌的经历，台营村的乡亲们沉不住气了，也纷纷向南逃亡。就在这危急时刻，张一农却患上了重感冒，发起了高烧。
“家里人都做好了去亲戚家躲避的准备，都因为我这不争气的身体，全家只好又都放弃了避难的想法。”张一农说，全家人留下来等了几天，“鬼子却绕过了台营村，向西占领了藁城。”
张一农说，他读过3年半的小学，老师给学生们宣传抗日，而他还作为学生代表经常在课堂上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做亡国奴，莫当丧家犬。’那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1938年初，八路军在村中发展地下党员，组织全民抗击日寇。张一农便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村里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没有读过书，我便组织这些年轻人成立了校外儿童团，除了平常下地干活或者在村口站岗执勤、查路条外，还借中午的时间教他们文化，给他们讲共产党的大政方针。”张一农说，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让村里的年轻人都能学到中国的文化，“因为我们不想过亡国奴的日子。”
靠着张一农的努力，村中校外儿童团的年轻人个个进步都很快。有一次，村支部还选张一农作为代表，前往藁无县(抗战时期边区县)参加模范村评选比赛，村集体被评为了全县第二模范村，“之后我还带队参加全区青抗先大检阅，被全区评为了第一名，随后我又担起村里夜校的教学任务。”
1941年春天，村支书张树檀找到16岁的张一农，问他是否想入党。“当时，我本家叔叔、哥哥很多人都参加了八路军，并且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入党早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张一农说，当年6月，在村教育主任郭德修家南屋炕上，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跑出据点送情报 八路军家属成功脱险
1941年11月，日伪军大部队对平汉铁路以东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驻扎在台营村的区小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村党支部成员也纷纷离开了村庄，隐蔽了起来。
“那段时间我最无助，就像一个被父母抛弃了的孩子，白天没精打采地在地里干活，晚上也不知道该做些啥，好几次一个人跑到树林里抹眼泪。”张一农说，家人感到事态紧张，便让他也躲到了外村的亲戚家中。
那次大扫荡开始后，一队鬼子和一队伪军竟驻扎在了台营村，还在村中设起了据点。“家里捎来口信，让我悄悄回村里。”张一农说，日伪军长期驻扎，家人怕他在外面时间久了回不去了。
趁着夜色，张一农偷偷回到了台营村。“村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村里驻着鬼子和伪军，村民说话、办事也都变得格外小心，生怕惹来杀身之祸。”张一农说，日伪军还不停地在村里找劳夫，帮他们干活，“怕什么来什么，有一天我被伪军叫过去当劳夫。”
到了报名点，张一农始终不敢抬头，当听到有个熟悉的声音叫他的名字，“我抬头才发现负责安排劳夫的竟是村党支部书记张树檀。”
张一农说，张树檀辈分高，管人家叫爷爷，“树檀爷把我安排到了伪警备队负责打扫卫生等工作。还嘱咐我一定要小心谨慎。”
16岁的张一农成了伪警备队最小的劳夫。由于他岁数小，伪军们对他也放松了警惕，平常当着他的面透露一些情报。有一次，伪警备队队长的卫兵跟他聊天时，无意中透露，晚上村里要抓军属，还说有汉奸举报，村中张荣旗是八路军区游击小队队员，并且他的父亲就住在台营村家中，准备对其父亲实施抓捕。
“我听到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张一农说，张荣旗是他本家哥哥，确实是区小队队员，而张荣旗的父亲则是村里的保安员，“天一擦黑，鬼子和伪军还没有出发，我便偷偷离开了伪警备队，一路小跑跑到了张荣旗家中，跟张荣旗的父亲也就是我本家大伯说明情况，让他连夜离开了台营村。”
当晚，鬼子和伪军一队人，赶到张荣旗家中时，已是人去楼空。
送药送饭捎口信 暗中保护牢内地下党
第二天，张一农又像没事人一样，来到伪警备队继续干活，敌人并没有怀疑他。
于是，张一农的胆子变得更大了起来。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在伪警备队拘留所附近泼水、扫地。“当时伪警备队住在后院，而前院西边的一排小矮屋则是拘留所，里面关着附近几个村十余个被怀疑是地下党员的村民，我想趁机接近他们，照顾他们的生活。”张一农说。
有一天，张一农在拘留所附近扫地时得知，东桥寨村的魏老轩(音)得了痢疾。“我找中医先生要了一个偏方，用热酒冲鸡蛋，然后偷偷给他送过去，结果魏老轩吃了一次就把病治好了。”张一农说。
由于这排拘留所阴冷、潮湿，时常有人患上痢疾。此后，张一农便经常用这种方法帮他们治病。张一农说，他还常常借这些地下党员出来放风的机会，帮他们往外面捎口信，“并且每天食堂做好了饭，我也会偷着给他们往里面送馒头、饼子。”
张一农说，食堂的厨师也是他们村里的，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一照顾就是一年多。”张一农说，有时候鬼子、伪军外出扫荡，他也还把一些衣物悄悄送给关在拘留所的党员，并把他们的情况反馈给家属。
有一天，伪警备队的队长突然把张一农叫了过去。“当时，伪军队长让我跟着他回县城，继续为他服务，我当场拒绝了，他问我为什么，我就说农村空气好。”张一农笑着说，伪军队长听了很诧异，旁边一个伪军突然冒出了一句，“这都是受到过八路军教育的。”
张一农说，当时，那句话可把他吓坏了，事后树檀爷还多次嘱咐他，说话做事一定要多加小心。
1943年，驻扎在台营村的日伪军突然撤回了县城，张一农回了家。“由于我祖父就是私塾先生，所以我特别喜欢教书，便继续留在村中给上夜校的村民们上课，传播中国文化。”张一农说，直到1953年9月，他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才离开了台营村。
(来源： 燕赵晚报 2015-08-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