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山西商人。晋商活跃于明清两代，辉煌时期长达五百年之久，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他们纵横中国，驰骋欧亚，晋商文化更是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与潮商、徽商，统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商帮”。
1368年，朱元璋开创了大明王朝。为巩固朝廷统治，确保朱家江山永传万代，朱元璋设立了藩王制度，让儿子们到各个边境镇守边疆，成为国家的屏障，上保朝廷，下抚百姓。然而，历史发展的潮流无人能抵挡。
1644年，清军南下，长驱直入，攻占北京，建立大清王朝，明朝政权顷刻土崩瓦解。殊不知，在满清灭亡明朝的过程中，晋商在无形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明朝初期，边境还未稳固，蒙古势力对明朝北方的侵扰时有发生。
为防蒙古人卷土重来，明王朝把国防重点放在了北部边疆，在北方驻扎了大批主力军队。但是，随之困难也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大量的军用物资筹备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朝廷想出一个妙招，用“盐引”来吸引商人。
至于“盐引”，就是政府在盐业制度管理下，发给商人的买卖食盐的“许可凭证”。朝廷用“盐引”来鼓励商人把大量的粮草等物资运送到边境，作为回报，再换给他们“盐引”。当时的晋商，凭借着自己在北部的地理优势，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契机。
他们将山东、河南、江南等盛产粮食地区的粮食运送到北部边境，换得“盐引”，再返回到江淮、江东、四川等产盐地区，用“盐引”购进食盐，再拿到不同的地方去销售获利。过程虽然曲折艰辛，但是，山西商人有着坚韧不拔的毅力。
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辗转全国各地，历尽千辛万苦，最终，赚得盆满钵满，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名声显赫的“晋商邦”，自此，也迎来了晋商发展的兴盛期。
明朝后期，东北大地上崛起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努尔哈赤，他迅速统一东北各部，建立后金政权，然后，又滋长了入主中原的野心。想夺取大明江山，谈何容易，最起码，你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让努尔哈赤犯了难，多年征战，国库亏空，若要扩军备战，大量的军费开支又将从何而来？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于是，努尔哈赤把目光盯上了来往于中原和后金之间进行贸易的山西商人，他用高额的利，息来吸引晋商的巨额资金。
从狭隘的方面来说，商人的本质就是经商、赚钱，说不好听些，就是唯利是图。首先，兼顾的是利益，然后，才是责任，既然，你努尔哈赤给了我丰厚的利润，我为啥有钱不赚，至于江山社稷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于是，这些财富雄厚的晋商们很快选择了与努尔哈赤的合作，借给了努尔哈赤巨额的钱款。
努尔哈赤去世后，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为山西商人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所折服，更垂涎于他们巨额的财富，继续用高额的利息来吸引他们。并且，承诺将来会给他们丰厚的回报，以此加深了与山西商人的密切联系。皇太极心里清楚，山西商人在中原的势力不可小觑，和山西商人合作，是最明智的选择。
于是，皇太极给山西商人提供便利条件，实行优惠政策，力挺他们经商，同时，也利用他们来为自己储备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甚至，还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发展成为自己的势力，与明王朝为敌，随时监视明王朝的动向，替满清传递情报。在晋商无形的帮助下，满清的军队逐渐发展壮大，装备精良，粮草富足，入主中原势在必行。
终于，在明崇祯皇帝时，清军挥师南下，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大清政权。
甚至，到了康熙中期，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晋商之中的辉煌人物层出不穷，其中，涌现出了著名的八大家：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他们可谓是盛极一时的大富豪，这八大晋商曾得到雍正皇帝的接见，被封为“内务府黄商”。清朝为了回报这些为大清做出极大贡献的晋商，赋予了他们独享北部边境贸易的权力，继续着他们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满清灭亡明朝，晋商功不可没，正是晋商雄厚的财力，造就了满清悍勇无比的军队，可以说，没有晋商，就没有大清的天下。
所以说，把晋商比喻为“明朝的掘墓人”，是一点也不为夸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