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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禄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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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禄制是两宋特有的职官制度,隋唐未兴,明清不继,是宋朝佑文政策的产物之一,它虽可以溯源至唐代的宫观使制,但性质却颇不相同。唐代的宫观使,是实际执掌宫观事务的宫观官。而宋代的祠禄官,虽叫做“监某庙”、“提举某宫观”,却与宫观事务没有太大关系,“祠”与“禄”之间基本脱离,只是借名食禄而已。此制始设于宋真宗,初衷是为了“佚老优贤”,是专门提供给高官的一种福利政策。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所著《廿二史札记·宋祠禄之制》条中表述甚明:“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这时的祠禄制度,“莅兹重职,允属台臣”(《宋朝大诏令集》卷五九《向敏中景灵宫使制》),得者位高,数量极少。到王安石变法,祠禄制变成了“以处新法之异议者”(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卷一)的名头,阙位大增,对象向中层官僚放开,从以前的寥寥数人,变而为几近百数。之后,发展势头迅猛,到了南宋初年,今日可统计出的祠禄官就已达一千四百余名,如果考虑到南宋版图缩小、官阙减少的因素,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南宋的中高层士大夫,鲜有未得祠禄者,倘不小心被弹劾,其命运无非就是“自乞奉祠”或“落职奉祠”了。这对于一心想要建功立业的士大夫而言,自然是人生的挫折,但对于那些不甚追求或者无力追求仕进的人来说,倒也算是一条很好的退路。比如大儒朱熹,本来当官的时间也不长,口头还常常嚷着“请祠”,因为“奉祠”对他来说确实是较好的选择:既然不能得君行道,我不妨回乡讲学、谈道著说去罢,还照样能拿点国家的钱。

为“祠禄”在南宋的泛滥,许多仕途不顺的士人都摸熟了“请祠”的退路,这自然给南宋朝廷带来了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史学界对其评价较为消极,如香港学者梁天锡先生在大作《宋代祠禄制度考实》中就认为它除了造成财政负担外,还对士风与吏治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

(1)党人奉祠,党祸益烈;

(2)贪吏奉祠,聚敛成风;

(3)失职与祠,吏治日坏;

(4)失检与祠,士风大变。这些结论都是可信的。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祠禄制度又有其积极意义,尤其是它对南宋文学、学术发展的影响,更应给予正面评价与充分估量。

梁天锡先生说:“虽然,宋理学家若朱文公之辈,每藉祠禄以养生,即开办书院讲学者亦偶有之,然千中无一也。”他显然看到了祠禄制的积极意义,只是因站在经济、政治立场,仍有意回避而对此不作讨论。祠禄官制的广泛实行,乃至泛滥,客观而言,在制度上促成了一批颇具才学的士人离朝在野,成为里居地方的精英群体,并使得这一群体得到空前地扩大,同时又为这批不能一展政治抱负的士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具有社会福利性质。

这种福利让他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基本的经济保障,可以相对从容地专注学问、研习诗文。由于祠禄制度又有“任便居住”一项,所以他们还具有非常自由的人身活动空间和思考创作空间。换言之,祠禄制度保证了一群政治失意但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的物质基础、创作时间和自由氛围,为他们专心著述、游戏诗文提供了有利条件。

我们可以稍列一些曾经“奉祠”过的南宋士人名单:朱熹、叶适、真德秀、魏了翁;陆游、杨万里、辛弃疾、刘克庄。前四位是著名理学家,后四位是著名文学家。在他们的人生生涯中,奉祠里居都是重要的时段,是他们著书立说、谈诗论艺的主要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生的成就多少都受惠于祠禄制度。

还是先举我们熟悉的朱老夫子说事。朱子一生曾多次请祠,这在史料文献中颇可容易寻得。当他再次获准续发祠禄时,曾兴致勃勃地在《与刘子澄》信中开篇即说:“老兄归来无事,又得祠禄添助俸余,无复衣食之累。杜门读书,有足乐者。”其自得之态,可以想见。祠禄的钱并不多,但已足以保证基本的生活,朱子的诸多著述恐怕正是祠禄“滋养”出来的。

陆游在诗中也多次谈及祠禄,所谓“七十一翁心事阑,坐叨祠禄养衰残”(《七十一翁吟》),恰是这俸钱支撑他老年的生活。他又有首《山间杂咏》云:“祠禄留人未挂冠,山园三亩着身宽。百年竟向愁边老,万事元输静处看。花径糁红供晚醉,月天生晕作春寒。汗青事业都忘尽,时赖吾儿举话端。”诗中所言,正是祠禄留给他无职而有禄的状态,能于其间较为泰然地享受村居生活。

刘克庄在答朋友的诗中曾说“牢落祠官冷似秋,赖诗消遣一襟愁”(《赠翁定》),以写诗来消遣不得仕进的愁闷,体现出的是祠禄制度底下的人生苦痛,同时又是诗歌创作的绝好契机,祠官的冷落,让文学成为了他人生的主题。不惟如此,刘克庄的许多朋友如林希逸、徐明叔等也因为“奉祠”而里居,这让他们拥有了共同的时间,在一起组社唱和,大大促进了彼此的诗艺交流与诗思碰撞。

由此看来,宋代祠禄官制的冗滥,确实让朝廷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不过,因为拿钱的都是中高层士大夫,他们中间又有些“人中龙凤”,国家财政的这笔支出,大概也不算是全部打了水漂。与其给贪官污吏搜刮去中饱私囊,倒不如拿笔钱“投资”文学、学术,其间虽说让些许不学无术的人沾了便宜,但还是起到了“养士”的作用,为培育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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