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是衡量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最重要的指标。经济包括一个国家各个行业的各个方面的水平。经济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是包括农业、制造业、商业、娱乐业等大的产业。而这些大的产业又包括各个行业。
评价衡量一个古代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于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简单的从人口户数多少、国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数量、质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范围条件）、钢铁金属产量、货币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验证“仁宗盛治”之盛。
户数
北宋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记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间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时期之盛。
人口户数是衡量国家富强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坡曾说：“古者以民之多寡，为国之贫富。”南宋文学家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汉文帝时，户口繁多，而隋开皇过之，元祐间（宋哲宗时期）又过于开皇。予亲见前辈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狭于汉、隋，而户口如此，岂不为太平之极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欧阳修、宋祁等人《新唐书》中都明确的说，唐朝最盛时人口数还不如汉朝盛时，由此得出结论唐朝之治不如汉朝。“唐之治不能过两汉”唐朝的还不如汉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赵恒末年（1021），户数是867万户，1993万口（丁男）。宋仁宗赵祯末年（1063），增加到1246万户，2642万口（丁男）。宋仁宗统治国家人口增长了三百七十九万户，六百四十九万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对寒酸了。仁宗这增长的三百七十九万户就相当于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总户数。仁宗之盛可以想见。
贞观之治时期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户，开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万（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为780万户）。而“仁宗盛世”一千多万，包拯得出的结论“自三代以降，跨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越汉，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当客观。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称宋朝“太平之极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学家曾巩自豪的说：“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万确的！
税收
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
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
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大发展与繁荣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经摆脱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所以美国学者们费正清、赖肖尔、克瑞格在《东亚：传统与变迁》中感慨：“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