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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不对外扩张是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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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皇宫

宋朝是史上最温和的一个政权。为什么这么说呢?引用宋代理学家程伊川的话叫做“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

北、南两宋加起来300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长,对外委曲求全,对内温和文治,18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

在产业经济上,造成宋代工商繁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进。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 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这一特征投射在社会制度上,就是国家的成长路径不由自主地趋于内生化,“稳定”的意义第一次决定性地大于“扩张”,其后的制度变革均以此为思考起点。

如果放到全球经济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则可以看到,欧洲类似的“粮食革命”发生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农业革命是其他一切革命的前提,魏斐德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国》一文中认为,中国在农业上的早慧,使得“欧洲发展到它早期现代化的程度时,中国早于它400年就达到了那个水平”。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清末学者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南宋之世。”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 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台湾学者许倬云的研究发现,“宋元时代,中国的科学水平到达极盛,即使与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也居领先地位”。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蒸汽机。

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以矿冶业为例,徐州是当时的冶铁中心,有36个冶炼基地,总计有5000-6000名工人。信州铅山等地的铜、铅矿,“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开采,每年的产量达数千万斤。诏州的铜铅矿区也有超过10万人常年从事开采业。首都汴京是兵器制造中心,拥有军匠3700人,作坊工人5000人,再加上配套人员,总数也将近一万,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人工厂”。据经济史学者哈特韦尔的计算,在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700年后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另外,罗伯特·浩特威尔的研究也表明,在11-12世纪,中国的煤铁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远非前朝可比。为了促进流通,宋政府取消了汉唐以来的很多禁令,比较重要的有四条:其一,商品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区与商业区可以混杂,不必分开,居民被允许自由地向街开店,这使得流传千年的坊市制度成了历史;其二,取消了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间出游、做生意;其三,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大量非法的“草市”、“墟”终于得到政策上的认可;其四,放松了价格管制,任由市场波动决定。我们可以认定,近1 000年来中国商业流通的运营模式在此基本定型。

这些政策无疑对工商贸易的刺激是空前的。汴京是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它的面积约34平方公里,比唐长安城要小,但是人口总数却达到140万左右,密度之高非常惊人。城内有8万多名各类工匠以及2万多家商店,每日车水马龙,挥汗成雨。流传至今的名画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以生动而细致的笔触定格了当时的繁荣景象。

宋代对商人阶层的认知有了极大的进步,可谓情势大变,其地位不再像前朝那样低贱。诸如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骑马乘车等规矩早已废除,商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科举和当官的禁令也不再执行,人们不以经商为耻。在经济思想上,南宋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反对“重本抑末”,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

法国学者谢和耐断定:“从11世纪至13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在上层精英和民众集团之间,一个极不相同又极其活跃的阶层出现了,并开始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个阶层就是商人。这股新兴的势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国社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在宋代时期尤其是在13世纪,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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