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是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其诸多职能中，司法审判是主要职能。为保证大理寺审判的公平与公正,避免徇私枉法和冤假错案，宋朝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大理寺审判的制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大理寺有效、正确地行使审判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对维护宋朝法律有序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行鞫谳分司制度
在狱案审判中，宋统治者将审(鞫)与判(谳)分开，审问案情的官员无法断刑，检法断刑的官员也无权过问审讯，使之互相牵制，不易作弊，此即“鞫谳分司”。宋代司法审判机构中，多数都分置“鞫司”与“谳司”。如开封府以左、右军巡院和司录参军为鞫司，法曹参军及知府为谳司。
大理寺则有断司(即鞫司)与议司(即谳司)之分。州郡则以司理参军为鞫司，以司法参军及知州通判为谳司。审案时，由鞫司负责调查取证认定事实，由谳司负责检法议刑，各司其职，不许越权。
高宗时曾下令：“诸州法司吏人，只许检出事状不得辄言予夺。”对案件的判决得由长官、副长官共同决定，如太宗至道元年(995年)正月诏“杖罪以下，长吏与通判量罪区分。”
鞫谳分司是宋代法政体制渐趋完善之重要标志，在狱案审判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宋代统治者非常重视“鞫谳分司”之制，在审判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并立法禁止二司在结案前的商议。
“鞫谳分司”之制不仅使审理与判决之权分离，使之互相牵制和监督，而且还规定法司在检断时，有驳正的责任；谳司检断时，不得只据鞫司之审理定罪，也不许“傅会牵合，稍有文饰”，必须据法检断，力求对鞫司审理之误予以驳正。
谳司检断中如有违戾，由监司按治施行；若审理有误未予驳正，则要依法治罪。“鞠谳分司之制”的推行主要是加强对审判中执法官的约束，防止官吏作弊，减少刑狱冤滥。
实行录问与翻异别勘制度
“录问”，即徒刑以上的案件经过初审后，必须由没有参加审讯的、依法不合回避的其他官员再次提审案犯，核实供词，案犯如无异词，则可检法议刑；如有异词，则须由另一机构重审。
录问制起源于五代，宋代加以继承和发展。
宋律规定，县级机关的录问，一般由县令、佐集体进行，“其徒罪以上囚，令佐聚问无异，方得结解赴州。”州级机关的录问，严禁所部僚属录问，而必须于“邻州选官”录问。京师地区一般选差御史台官充录问官，而御史台审理的案件，须由门下省和谏院差官录问。
录问是宋代狱案判决前的例行程序，也是赋予犯人的第一个申诉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到最后行刑前的“过堂”和行刑时，仍然可以称冤，只要罪犯翻供或称冤，案件就必须重审，称“翻异别勘”。
该制度起源于五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诏：“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服及亲属称冤者，即以白长吏移司推鞫。”狱案的第一次翻异，则由同级机关异司复审，称“移司别勘”。
宋代在各级司法机关内部都设有并列的审判部门，如大理寺下设左断刑和右治狱，左断刑下设左右推，负责鞫勘诸处送下狱案；开封府下设左右厅和左右军巡院，左右厅协助长官“日视推鞠”。假如“移司别勘”后，犯人再翻异，则由上级机关“差官别推”。
宋代对翻异别勘制有严格规定，对那些必须依法别勘而不依法别勘者，则依情节轻重而治罪。
史载：“诸勘鞠公事，妄作缘故，陈乞移推，及州县未结绝，非冤抑不公，而监司辄移者，各杖八十”。“诸罪人翻异或家属称冤，应申提点刑狱司差官别推而辄移屑县者，徒二年，若无出入减三等”。
越诉
中国封建诉讼制度中的诉讼程序，一般是按诉讼管辖和审级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的。越级诉讼是诉讼中的特别诉讼程序，历代封建统治者对越诉都是严格禁止的。但北宋末至南宋时期，统治者却增立越诉之法，大开越诉之禁，这在中国封建诉讼制度历史上是一个突出的变化。
宋徽宗即位后，吏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敛，民不堪命。因此，在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对赵宋王朝统治形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宋徽宗为了标榜“革弊恤民之意”，限制官吏的横征暴敛，加强中央集权，始开越诉禁门。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针对州县官司“辄置柜坊，收禁罪人，乞取钱物，害及无辜”的情况，御笔行下，凡“官司辄紊常宪，置杖不如法，决罚多过数，伤肌肤，害钦恤之政”者，“许赴尚书省越诉”。
宣和三年(1121年)，朝廷又针对“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而“监司守令坐视漫不省察”的情况，亦许“民户诣监司越诉”。
宣和六年(1124年)，因在外现任官私置机杼，“令机户织造匹帛”，又令尚书省立法严行禁止，如有违犯者，“各徒二年，计利赃重者，以自盗论，并许越诉”。
统治者试图通过百姓的越诉来钳制官吏的违法行为，达到稳定统治，加强皇权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