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名著《水浒传》说的是北宋年间梁山108位好汉的故事。但有意思的是，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中，好几个人竟都喜欢在头上戴花——比如短命二郎阮小五戴过石榴花；病关索杨雄戴过芙蓉花；浪子燕青戴过四季花。尤其是梁山座次排第95把交椅的刽子手蔡庆，爱戴花更是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不分时候花不离头，人送绰号“一枝花”。大家可不要以为，因为他们是流氓土匪，所以口味不走寻常路，其实，这也是当时席卷朝野的时尚——男子爱簪花。
宋朝男子簪花之风盛行
说到这些宋朝男人戴花的习惯，既跟性情风流与否无关，也跟出身贫富与否无关，而是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彼时簪花已是一种宫廷礼制。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德寿宫庆寿口号》一诗中写道：春色何须羯鼓催，君主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这里不仅描述了宫中正月十五佳节欢庆的喜乐场面，还有当时人人头上簪花的盛景。远远望去，一片姹紫嫣红、暗香浮动。
北宋文学家苏轼，曾任杭州通判。在牡丹盛放的时节，他去吉祥寺赏花，并赋诗一首——《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此诗前两句生动刻画出苏轼旷达不羁、洒脱乐观的形象。即使他垂垂老矣，也倾慕花之娇姿艳质，于是有了簪花上头的勇气。由此种种可见，在宋朝时，男士簪花已不算另类奇怪的妆扮。其受众之广，从朝廷官员到平民百姓，已俨然成为一种社会风俗。
走入国宴且象征皇权
除了平日里被各阶级人士喜爱，宋代男子簪花更是上升为“国宴”的一大特色之一——即宫廷宴会的固定礼仪。《宋史·礼志》就说到，凡是国家大型庆祝和宴会活动中，都会出现簪花的喜庆身影。这些大宴，足足囊括了春秋大宴、圣节大宴、闻喜宴、锡宴、曲宴、饮福宴等。
不过，男子簪花这一社会风潮可不是从北宋才刮起来的。在更早的唐朝，簪花习俗就已出现，只不过是到了宋朝才真正日益普遍起来。但是，早期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时，也还未见到宴会簪花的记载。直到宋真宗时期，簪花之礼才在宫廷宴会中正式盛行。而到了宋徽宗时，则真正将“男子簪花”推崇到了极致。每次他出游归来，都是娇俏感十足的“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对那些随行伴驾的臣僚、仪卫，宋徽宗也都赐花簪戴。
同时，徽宗不仅崇尚戴花，还制定规则。比如，他明令：有宫花锦袄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内。所以，一朵小小的簪花，不只是宫禁内的“通行证”，甚至成为上层社会身份的标识、等级的象征。正所谓“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所以说，宋朝百姓之所以对簪花趋之若鹜，与皇帝喜欢和倡导密不可分。
发展到后来，作为一种朝廷礼仪，皇帝每次诏近臣赏花，也都会将他喜爱的花卉摘下，并赐予身边的亲王大臣，让他们戴在头上，以此象征皇权的恩宠与荣耀。
官运亨通的代言者
当然，除了政治寓意，簪花也被文人墨客赋予了有趣的文化含义。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记录过一个“四相簪花”的典故。北宋时期，扬州太守韩琦官署的后花园里，种植了一种叫作“金带围”的芍药。花瓣上下呈红色，中间长出一圈金黄蕊，一枝四杈同时开了四朵花，很是艳丽。韩琦十分高兴，请来当时正在扬州驻留的大理寺官员王珪、王安石和陈升之三人，共同观赏这一奇景。
当饮酒赏花之际，韩琦便剪下这四朵花，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没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这次参加赏花的四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正是应了“四花之瑞”的吉祥。从此，芍药就被誉为“花瑞”，取意幸遇“金带围”并簪戴之人，就会官运亨通。
虽是典故传说，这里却寄予着人们借簪花之美追求荣华富贵的愿望。逐渐地，簪花被视为仕途升迁的重要标志，官员们将其看作一种至高无上的殊荣与祥瑞。而每到花开时节，民间百姓们外出赏花，也会将时令鲜花插于头上风雅一番。这在当时，简直成为京城中的一大盛景。当然，也有不喜欢簪花的人。比如，砸过大缸的司马光。他热衷于平实朴素的风格，认为簪花乃属奢靡之风，且与男子英勇气概不符，因此很是反感簪花之礼。
据说，仁宗年间，司马光高中进士，出席朝廷的闻喜宴。皇上赐给每人一枝花，别人都觉得无上荣光，赶紧戴在头上并谢主隆恩。只有司马光很是不情愿，直到旁人提醒才勉强戴上，实在是时尚风潮里的特立独行者。但是，簪花不是你想拒就能拒的。针对不习惯戴花的官员，宋朝也采取了严厉的应对措施。倘若有官员不把所赐之花戴在头上，就会受到御史弹劾。如此一来，簪花成为一种明文规定的礼仪制度，更是加速促成其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
纵观历史，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印记与风采，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与人文观念。而宋朝簪花之风盛行，除了展示风雅之外，又多了几分全民参与的文艺色彩。
这个以文艺著称的时代，人们对于美的追求，不分贫富，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如同一种本能的向往，骨子里的挚爱情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可以说，从宫廷礼制到民间娱乐，“男子簪花”不仅体现了北宋开明、包容的社会环境，也折射出了审美归宿、精神认同与普世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