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宋朝都是后世人公认的百姓幸福指数最高的朝代，经济的发达、市场的繁荣、贸易通商的广泛，所呈现出的经济盛况是历朝历代难以企及的高度。在两宋的320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中亦占领领先地位。
后世人看来不论是吃、穿、住、行等方面，还是在精神世界的建设上，宋朝都是老百姓生活最好的朝代，不少人为此给出自己的答案，认为这是宋朝商业税超过农业税的必然结果。
从数据上看商业税的显著突出，无疑代表了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随之带动的一系列商业产业，就从根本上提升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但真实的宋朝百姓幸福指数真的高吗？事实却大不相同，商业税的突出，其本质还是政府对于纳税者的再次剥削。
一、“支移”和“折变”对宋朝百姓的负担
商品经济繁荣与各种繁复的赋税征收制度必定是同时存在的关系，宋朝商品经济发达，相应赋税制度也繁复，其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支移”和“折变”，这是宋朝征收赋税最重要的两种手段。
“支移”指纳税者自己交税并承担交税过程中所有的物流成本，将实物税缴纳到指定的仓库。从国家制定赋税制度的目的来看，这确实从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国家的行政成本，减轻了官吏的负担，但从老百姓而言，弊必定大于利。
宋朝将民户分为五等，一等、二等有支移300里的义务，三等、四等则是200里，一等最少100里。所有的民户必须按照自身等级规定，自发地将麦粮、绢绸等实物税上交到指定地点。
然而几百里的路途中所产生的物流费、路途中的吃住行等，途中损耗全部由民户自己负责，这样一趟下来，百姓往往要付出更多的钱财，有时甚至高达5-7倍。
不是每一家民户都能承担额外的途中损耗，为此不少民户就选择花钱给官府，折抵缴付的运费，以此来减少长途跋涉的人工成本和经济成本。官府成为最大的受益人，贪污受贿算是约定俗成的暗箱操作。
“折变”暗箱操作的程度更为吓人。宋朝对实物税的品种数值有着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整治情况的变化时常有改变品种数值的做法，这种方式就叫做折变。与其说，折变是政府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结果，还不如说折变是地方政府掌控税收的直接手段。
原本在半年前就应该公布的折变商品品种数值，其实往往到了征收的关键节点才公布。足足小半年的时间差，早已让政府操控好了一切，政府利用早就收到的朝廷信息以及职务之便，操控着折变商品的单价。他们肆意打压缴纳商品的价格，单价的大幅度降低，必然需要更多的商品数量作为充抵，成功实现政府对纳税者的剥削。
两种由政府操纵的税收，直接将赋税的压力加注在了百姓身上，层层剥削以及赋税政策下养出的一大批贪官污吏，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到底能不能好，相信不少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
二、战争需要的财政费用，也是从百姓身上剥削
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似乎关掉了农民起义的按钮，暂停了一切农民起义的活动。这还是宋太祖的功劳，他创建了厢军，即将所有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不稳定因素，全部纳入厢军。派请专人训练他们，根据各自特点分出桥道军、开河军、开道军等多种派别，其中表现突出者，还可以晋升为禁兵。
这项规定确实有效地达到了安抚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目的。但军队一年的花销却是由国家负责，根据相关数据表明，宋朝的禁军和厢军一年的财政费用就需要极大的一笔费用。而这些钱财的来源必定是从老百姓身上剥削而来。
其次宋朝特有的特务机构也是蛀虫一般的存在，更是诓骗宋徽宗的手段。明面其负责全国各地的情报工作，其实不过脚步并未踏出京师及其周边的地区，但却能编造各种外地的情况。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所谓的祥和安宁仅仅只出现于京师的局面。
俗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在宋徽宗时期这就成为了皇帝蒙蔽双眼的愚蠢。北宋末年，蔡京成为真正的掌权人，为了让时任宋朝皇帝的宋徽宗看到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蔡京要求将全国所有的资源全部放在京师，也就是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个繁荣昌盛、祥和安宁的京师。
这项要求的结果的表面宋徽宗的高度满意，但背后却是加持在各地老百姓身上的又一道沉重枷锁。更是宋徽宗后期狂妄自大的来源，京师的发展他以为自己是管中窥豹看到了全国的盛世，殊不知是被蔡京编织的谎言诓骗了。
“自己天下第一”的想法根植于心，所谓“大意失荆州”就在于有了这样的思想。这为闻名古今中外的靖康之难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三、宋朝自身实力的薄弱
我们来仔细梳理当初靖康之难的过程，靖康之难的本质不在于金国的强悍，更在于北宋的手无缚鸡之力和愚蠢。
当年北宋与金国结盟共同抵御辽军，两国协商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然而全盘谋略抵不过自身实力的薄弱。北宋军队北上，先给辽军致命一击，殊不知高估了自身作战实力，不论是官兵的作战技能、还是武器装备，均被辽军碾压。这一战增涨了辽军士气，同时也让金国对与北宋联盟的协定产生了动摇。毕竟，辽军可是在金国手下屡次吃败仗。
北宋抵挡不住，只能向金兵求救，最后以金军占领燕云十六州旧地作为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原本是同盟国的关系，最终却成为占据自己领土的侵略者，所怪能是金国不讲武德吗？只能是北宋的无能。
任何一个掌权者都明白，土地一旦被他国占领，想要收复失地，太难。尤其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更是难上加难。按理说，不少国家会就此蛰伏、韬光养晦，找出差距，精进自身实力，再一举打个翻身仗。可惜，这样的道理宋徽宗并不懂，也或许他等不及。于是，一系列的骚操作，终究是玩火自焚。
面对强劲的侵略者，北宋想到了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联合辽国，共同抵抗金国。看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打心底的感叹，果然是风水轮流转，战场无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北宋的想法很丰满，但现实却很骨感。辽军从始至终就不是金国的对手，北宋战斗实力更是低于辽军的存在，如何实现一加一大于二？无疑是痴人说梦。于是乎，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具体实施，辽国末代皇帝天祚帝就被金国俘虏了。辽国皇帝显然不是个省油的灯，秉着我死也要拉上一人作陪的心思，北宋很快就被供出来了。
原本金国还看在曾经联盟的份上，没有那么快对北宋发起进攻。现在有了辽国的情报以及煽风点火，这把火就烧到了北宋身上，金国正式向北宋宣战，并发起进攻。
四、南宋末年政治的黑暗，宋朝百姓生活并不幸福
任何一个盛世王国都抵不过一批朝廷蛀虫的侵蚀，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相。南宋末年政治的黑暗，在如今不少史学家看来，还心有余悸。南朝末年，官场上的黑暗，早已让百姓尝遍了各种苦楚，如果按照“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说法，南宋早已失去了天下的统治权。
比如当元军大军压境，谢太后带着年幼的宋恭帝出降，后被带入北方时，当时的百姓还能毫无任何罢市迹象，照常经营生意的做法，就可见南宋朝廷失去民心的程度。估计百姓就差夹道欢迎元军的到来了。
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不认可，原因是宋末三杰先后出现了拥立二帝的抵抗行为，以及崖山海战的壮举。有人就认为这还是百姓对于南宋朝廷的认可和爱戴。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我们来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后继者元朝的入驻，对南宋百姓执行的是简单粗暴的政策，毫无任何地安抚怀柔政策。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如何让自己的起义、反抗看起来更为合乎情理，更为正义，就必定要打着匡扶正义的旗号，而重新拥立南宋政权的起复，就成为极为趁手的旗号。因此崖山海战的壮举从本质上并不为南宋朝廷，只为百姓有条出路。
宋朝时期虽然是历史上的中国封建时期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一个时期，也是经济最为繁华的朝代，但如果因此就说老百姓的幸福感最高，这还是有很多水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