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按照预定计划，加紧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把已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秘密接到东北。1932年3月9日，在吉林长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日本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残酷迫害和屠杀抗日人民。仅1932年9月在抚顺平顶山一次就集体屠杀3000多人。它们在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大量掠夺东北的财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篡改历史，企图在东北人民中泯灭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原有的约30所大专院校，几乎全部被查封。规定重新开办的小学、中学、大学，必须把日语列为主课，并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教育。日本通过加强殖民统治，逐步地把东北变成它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日本在巩固和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统治的同时，更把侵略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华北。1933年1月初，日军攻占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国民党的热河省主席不战而逃，百余日本骑兵轻而易举地侵占省会承德，热河全省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侵略矛头直指北平、天津。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包括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原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及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共13个军，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然而，当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纷纷请缨杀敌时，蒋介石竟宣称，在“剿共”前线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决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伤亡惨重，终归失败。日军在侵占长城各口的同时，一面侵占察哈尔省东部的多伦、张北等七县，一面南进侵占河北省的密云、平谷等地。已经侵占冀东的日军强渡滦河西进，到5月下旬占领唐山、玉田、三河、香河等县，直逼通县，造成包围平津的态势。
5月初，日本军部确定了对华北国民党当局实行“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国民党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协，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委员会，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31日，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县、香河、宝坻、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这个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侵占。这就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条件。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1933年1月1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讨论的意见，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起草的宣言正式发表，首次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这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指示信在说明对各种游击队的政策时，除继续强调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外，也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或能实行上层的统一战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反映了党的认识的发展，表明党已经开始调整政策，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尽管由于这时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还没有根本改变，又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坚持反共内战和对日妥协的政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还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度被国民党政府镇压下去的抗日民主运动于1933年重新活跃起来。不仅工人、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且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海外华侨以及国民党内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都积极活动，呼吁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会，宣告成立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抗日救国日益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
蒋介石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谴责。1933年1月20日，上海《申报》发表《攘外与安内孰先?》的时评，对“欲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提出批评。4月12日，天津《益世报》发表评论，批评蒋介石“清共以前，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此则期期以为不可”，指出“先清内，后对外”，其结果是中国人自相屠杀，“外敌获取渔人之利”。“从民族观念的立场上说来，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示退让”。胡适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独立评论》，也在1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号上发表丁文江的题为《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批评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杀政策”，它使中国变成“一大块肥肉”，让日本从从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我们越不抵抗”，日本的“全亚洲主义越实现的快”。文章还建议蒋介石“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进步团体一面积极营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爱国革命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如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一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争取人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还同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在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她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并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她还介绍了中华苏维埃政府1月17日宣言中提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军队合作抗日的主张。
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曾多次发出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总结北伐战争后期同中国共产党分裂的教训，重新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并同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以冯玉祥为首的抗日同盟军得到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余人。抗日同盟军于6月中旬在张家口召开军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同盟军的纲领等决议案。会后，冯玉祥任命吉鸿昌(共产党员)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北上迎击日、伪军。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军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县，于7月12日收复察北重镇多伦，并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使全国人心十分振奋。
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在抗日同盟军中的工作。党在同盟军内建立前线工作委员会，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并在军内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约有300人。共产党员在同盟军中积极进行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农运动，以塞外名城张家口为中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但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仍然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地处理同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将领的关系。他们认为冯玉祥同其他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指责在同盟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只是“忙于组织暂时的上层的统一战线”，而没有注意对下层群众的争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临时中央和中央驻北方代表还错误地指示同盟军中党的前委，要求将在党影响下的军队“发展成为红军”，带到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这种错误方针，使得很多共产党员经过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软硬兼施的破坏政策，先后调集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的兵力进行“围剿”，并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将察省军政大权交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办理，随后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
冯玉祥离去后，抗日同盟军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编，一部分在共产党影响下的部队1万余人根据前委的决定，转战于热河、长城一线。到10月中旬，该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联合进攻，终因众寡悬殊，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不久，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审讯，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虽然遭到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同部分国民党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经验，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运动，促进国共两党以后的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