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陵墓究竟在哪？这个问题人们一直争论。人物保护部门认定董仲舒陵墓在和平门内，即使是这样，人们的意见还是不能统一，就连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辞海》与《辞源》也对此各执一词。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我国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祖籍广川（今河北景县），著有《春秋繁露》和《董子文集》。民间传说董仲舒是董永和七仙女所生，自娘胎里就带有一种仙气和灵气。他从小就接触儒家经典，饱读圣贤诗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他一生仕途坎坷，颇不得志，因谈论灾异，被降职下狱。后任江都王、胶西王的国相，由于看不惯胶西王横行不法辞官居家，晚年迁居茂陵（今陕西兴平）讲学著书。
我们都知晓董仲舒祠堂遗址位于枣强县王常乡后旧县村村西，始于明代，对于我们研究和探讨董仲舒儒学文化和明代祠堂建筑风格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董仲舒去世后究竟安葬在哪里？答案至今扑朔迷离，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辞海》与《辞源》的诠释也大相径庭。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版的《辞海》第489页称：“下马陵，古地名，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本西汉董仲舒墓，一说汉武帝游宜春苑，曾在此下马，故称下马陵；一说董的信徒过此皆下马，因以为名。俗称虾蟆陵。”
商务印书馆2001年修订的《辞源》第2776页称：“虾蟆陵，地名，在长安城东南，与曲江近，相传为董仲舒墓，门人过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后人音误为虾蟆陵。见唐李肇《国史补》。一说汉武帝幸芙蓉园，至此下马，遂误为下马陵。唐时为妓女聚处，唐白居易《长庆集十二琵琶引》：‘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
下马陵乃明代造假产物：从事文史研究的西安市文史研究馆蒋纪新副馆长对记者说，《辞海》与《辞源》关于董仲舒墓的分歧，主要在于下马陵的位置。蒋纪新先生认真查究历代文献，提出惊人之见：今天和平门里的下马陵，是明、清两代一群喜欢附庸风雅却又昏庸无知的官吏之所为，是“长官意志”的典型产物，是不折不扣的造假。
在北郊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的办公室里，蒋纪新副馆长面对记者侃侃而谈。唐长安城的常乐坊位于兴庆宫以南约1里许，即今西安市兴庆南路沙坡村至西安交通大学一带。“常乐坊内街之东”位置，即今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区校医院南侧。而当时的万年县（后改称咸宁县）治所，在今西安市和平门附近的县门街一带，西安交通大学校医院的位置正在此以南约3公里。以上说法，与《辞源》所说吻合。直到明代中叶，对这一点尚无异议。如明天顺五年（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成书的《陕西通志》中均称：“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但此后的地方志书就忽然改变腔调，说下马陵在和平门附近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蒋纪新先生强调，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是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在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的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的下马陵也建了一座董子祠。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下令把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墓。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一本正经立了墓碑。从此，明代陕西、西安方志全都改了口。清康熙元年（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葺，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将今和平门西紧靠城墙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陕西巡抚毕沅又为下马陵再次题碑刻石。于是，《关中胜迹图志》和各种清代方志也纷纷声称下马陵在城内胭脂坡下，以讹传讹以至于今。
下马陵不是董仲舒墓:既然今和平门里的下马陵乃系明代官吏伪造之物，那唐代长安常乐坊（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的下马陵或虾蟆陵果真就是董仲舒的墓吗？蒋纪新先生经过严密考证，认为虾蟆陵或下马陵并非董仲舒墓；所谓“下马陵”的典故与历史事实不符，显然属于后世儒家谎言。
北宋宋敏求的《长安志》和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是历史上全面记述唐代长安历史地理的两部史籍，作者身为朝廷史馆修撰，史料来源广泛且翔实可靠。这两部史籍在对唐代朝野文献作了一次全方位扫描后，得出的结论惊人地一致：“俗误以为董仲舒墓”。
据专家考证，唐代长安常乐坊（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的下马陵或虾蟆陵，汉武帝时代属于皇家上林苑范围，故根本不可能有董仲舒墓。据《资治通鉴》载，汉武帝所建的上林苑北至阿房宫，西至周至县，东至宜春苑（今曲江池），南抵南山。建上林苑时，将这一范围内的居民一律迁出，原有的屋舍、坟墓一律平毁，当时应该不会允许把董仲舒坟墓建到皇帝上林苑中的。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见虽系事实，但对董仲舒其人并不欣赏，更谈不上重用。蒋纪新指出，董仲舒没有能够进入中央统治集团，被汉武帝派往遥远的外地，先任江都王刘易的国相，后因故降职为中大夫，之后一度任胶西王刘端国相，不久董就以老病辞职了。汉武帝对董仲舒不仅从来谈不上特别尊敬，而且曾经大发雷霆要砍董的脑袋，经多人求情才得以幸免。事实上，董仲舒的地位是被后世儒家不断炒作拔高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但在《史记》中对他的推崇也很有限。说到汉代儒家，《史记》中视为“大哥大”的是叔孙通，为其专辟《刘敬叔孙通列传》作重点记述，尊称其为“汉家儒宗”；而对董仲舒呢，则只是放在《儒林列传》中一并记述，位置十分靠后，篇幅也很简短，可见当时社会对董仲舒的评价不难窥见。所谓汉武帝一到董仲舒墓前就下马的典故，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纯属后世儒家谎言。
综上所述，蒋纪新断言虾蟆陵或下马陵并非董仲舒墓，《辞海》与《辞源》虽各执一词却都搞错了。
茂陵“策冢”是真正的董仲舒墓：既然和平门里下马陵的董仲舒墓是造假之物，交大虾蟆陵也不是董仲舒墓，那么，董仲舒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按汉代礼制，皇帝一上任就要为自已建造陵墓，并在陵园附近建造陵邑，把达到一定级别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迁入陵邑居住，这些人死后也循例陪葬于陵园周围。汉武帝登基后，在今兴平县境建造了茂陵与茂陵邑。蒋纪新先生告诉记者，有关史实文集对董仲舒的晚年归宿记载非常清晰：董仲舒曾任诸侯国相，虽是无足轻重的闲官，但级别却相当高，为二千石吏，属高级官员之列。因此汉武帝建茂陵后，董仲舒就迁居茂陵邑的显武里。据《汉书挠仲舒传》载：“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年老，以寿终于家。”这里虽未明言葬处，意思其实已很分明。
蒋纪新先生说：“陪葬皇陵不仅是皇帝恩典的殊荣，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君臣一体忠于皇室之义。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学大师，一向鼓吹儒家思想的忠君尊礼，并以严守儒家礼制一丝不苟名重于世，陪葬茂陵无疑是他的理想归宿。他的墓葬还能跑到哪儿去呢？”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记载：“董仲舒墓，在（兴平）县东北二十里。”
今陕西省兴平市南位乡汉武帝茂陵以北约500米处，有一座村庄叫“策村”，235户村民中除8户外，全系董姓。蒋纪新认为，这些村民就是在这里世代相继住了二千多年的董仲舒后裔。策村东南约250米处，有一座南北长71米，东西宽30米，封土残高14.3米的古冢，村民称为“策冢”，这就是董仲舒的墓冢。
为什么叫“策村”“策冢”，却不叫“董村”“董冢”呢？据村民们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上董仲舒曾进呈“天人三策”有功于汉，为铭记先人功绩，遂以之为名。近一个世纪以来，口头历史学已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口头历史学的史料可靠性得到学术界广泛承认。村民们对策村来历及策冢墓主的说法，无疑为董仲舒之墓所在地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
不管董仲舒的陵墓究竟在哪里，但他始终是一位西汉时期思想家，儒学家。他的教育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世人，值得我们来探究历史，还原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