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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询与许平君之子汉元帝刘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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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奭[shì]是汉宣帝刘询与他的第一位皇后许平君的儿子,在刘奭很小的时候他母亲许平君就被毒害身亡,这到底刘奭没有得到母爱,继刘盈之后又是一位温柔仁慈的太子。实在不是当皇帝的料。

汉元帝刘奭(前74年―前33年)刘奭两岁时,其父刘询即帝位,是为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八岁的刘奭被宣帝立为太子,但因为他曾经向宣帝进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不被宣帝所喜爱。宣帝甚至预言“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顾念他是发妻许平君的儿子而没有褫夺他的太子之位。

柔仁好儒

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什么意思?温柔仁慈,喜好儒术是也。当他还是皇太子时,眼看着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动不动就用刑罚惩治下属,大臣杨恽、盖宽饶等仅仅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很不以为然。一天乘着陪父亲用餐时,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

汉宣帝刘询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我们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

刘询与许平君之子汉元帝刘奭

”这儿的“王道”与“霸道”,大概也勉强可以解释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吧?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这儿的“家”,就是指大汉王朝的基业啊。然而,如前所述,鉴于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没有更换“革命接班人”。这是刘奭的一大幸运。

刘奭的“柔仁”,与他的先世伯祖汉惠帝刘盈的“仁弱”非常相似。然而,刘盈有个曾陪着父亲出生入死、共同打天下、创基业的母亲吕雉,父亲死后,这个母亲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心狠手辣,残酷无比

刘奭呢,幼年丧母,虽然也是人生的一大不幸,即位后却不会受到皇太后的干涉与压制。他的养母王皇后一则汉宣帝在世时就受到冷落,二则“素谨慎”,汉宣帝死后也不会太张扬,因此,也就不会对当今皇上、她的养子刘奭造成多大的压力了。

“柔仁”与“仁弱”不但非常相似,而且还都包含着一个“仁”字,即仁慈。我们曾经说过,柔弱仁慈的刘盈是不适宜做皇帝的,而温柔仁慈的刘奭同样不适宜。不过,由于刘奭的上面没有像吕雉那样的一个“母后”,他的结局可比刘盈好得多了:公元前49年、27岁时即位,做了16年皇帝,于公元前33年、43岁时病逝。同为不适宜做皇帝的人,他不是比刘盈幸运得多么?

纯任德教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为什么元帝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

刘询与许平君之子汉元帝刘奭

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投入田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

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暴发反抗西汉统治的斗争。所以,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期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在实行“教化”的儒术方面,元帝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尊崇儒学:

元帝即位当年,即采取尊奉孔子的措施。孔子第13世孙孔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即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户祀孔子焉。”这是以皇帝名义奉祀孔子的重大举措,孔霸被封为关内侯,赐食邑800户,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200斤,府第一所。

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

元帝即位不久,即大幅度增加太学博士弟子数量,由宣帝时的200人,激增至千人。对这些博士弟子,每年按甲、乙、丙三科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授以相应的官职

在元帝用儒方针的指引下,朝廷大臣以经学相矜尚,儒生布满朝廷上下,他们或位至公卿,或为地方长官。郭沫若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而大批儒生进入政界后,又必然会把儒家理念施之于政事。

以经义为本,治国施政:

刘询与许平君之子汉元帝刘奭

元帝即位后,摒弃了宣帝霸王之道相杂的政治,发布的各项政令以及诏书,多引经为据。质问大臣,则穷究“经义何以处之”;大臣执法,则要求其“顺经术意”;如果大臣奏议上的语言不符合经义,则必然遭到严厉的批评。元帝的好儒,并不是要官吏做表面文章,而是要付诸实施。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

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威权旁落

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

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

刘询与许平君之子汉元帝刘奭

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

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

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其实刘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能人,在弹琴吹奏的音乐天赋上,说得上是一绝。不过他为人太过拘谨,优柔寡断,司马光都说他容易受欺骗而难以醒悟。因此刘奭应该算是一位昏君,还是一位幸运的昏君,不过我所说的幸运指示相比那些非常凄惨的帝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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