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国家，人的安全感总是与土地黏附在一起。以前，是一有钱了赶紧买田；现在，则是一有钱了赶紧买房。
不过，很多时候，即使买了房买了田也没有安全感了。以前，买了田还会遇上朝廷向你强捐、强迁，你不得不放弃家财搬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重新开始。
现在，买了房却会遇上政府和开发商强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瓦砾边。政府强迁的原因有很多，有为了应对边疆战事而屯田的，有为了赈灾而迁移灾民的，偶尔也有为了地区经济平衡而移民的，不可一概而论。
但在西汉，强制性质最明显的，就是迁徙豪强贵族守陵了。当然，再牛的皇帝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守陵，其大意是指，在其陵园所在地建起新的卫星城，让这些人把当地的地产给孵热。
徙民，最初来自于刘敬对高祖的建言。刘敬从匈奴回来，考察了一番形势以后说：现在陛下虽然定都关中，实际上人丁不旺。
北近胡冠，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
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刘邦听从他的建议，于是把十万多户有势力的家庭的成员迁徙到长安附近，以打碎这些家族的地区纽带，加强控制。这才是真实意图啊。
可以想见，最热心于削弱地方势力、强化朝廷统治的汉武帝，一定对于这种做法深谙其义。在建元二年四月，他刚刚开始自己的陵墓茂陵工程，就已经徙
郡国豪强于茂陵。那年，刘彻十八岁。元朔三年夏，招募民众十万人徙朔方，又徙郡国豪杰及、财产三百万以上到茂陵。
那年，刘彻三十岁。太始元年春，再度徙郡国豪杰到茂陵。那年，刘彻已经六十一岁。(《汉武大帝》中年轻版和中年版的汉武帝)
豪侠郭解的遭遇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迁徙令。就在元朔三年的迁徙令中，郭解家贫，既无官职，财产也达不到强迁的标准。但因为他的名声很大，当地的官吏有点担心，干脆也把他列入到强迁的名单当中。
大将军卫青对武帝说：“郭解家贫，达不到迁徙的标准。”武帝冷冷地说：“郭解一介布衣，本事大到可以指使大将军来说情，说明他的家不贫！”郭解也只好迁往茂陵了。
郭解走的时候，人们为他送行共出钱一千余万。要评价这种强迁令的好坏，完全是看你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里，依次是郡、县、乡、里。
有时地方上会因为血缘关系和传统力量，有较强的家族凝聚力，国家的威权不容易渗透，这种地方的豪强，朝廷很难奈何得了他们。对于朝廷来说，加强中央集权是江山稳固的不二法门，用这种方式铲除地方豪强的势力有效又简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好的。
然而，从个体来说，你的权力早就被侵犯得连底裤都不剩了，什么财产权、迁徙自由权、甚至生命权，都不是你自己的。对人肆意凌辱到这种程度，你再跟我说这个国家多么富庶强大多么伟岸圣洁水里淌牛奶天上开鲜花我也没有一点兴趣。
从郭解一事可以看出，连皇帝也不遵守自己的律令，就不用谈别的了。有时还会对这些豪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通过地方官员对这些不驯服的家族进行屠杀。
你以为周阳由、王温舒、田延年、严延年等酷吏为什么能一步步爬上去呀，不就是站在这些豪强的尸骸上吗？
强迁令，文帝以前做过，“从晁错之言，募民徙塞下。”武帝的父亲景帝做过，“（孝景）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武帝的儿子昭帝也做过，“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但和武帝惯于强行徙“豪强”不同，他们是雇佣百姓搬家，愿意搬去这些地方暖地皮的，都有不菲的赏赐（二十万钱不是小数了），是建立在自愿、交易基础上的填地，算是个不错的主意。
我不由想到另一个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中国的户籍制度是朱元璋建立的，沿用至今，堪称国宝。与汉武帝不同的是，朱元璋实行的是禁止百姓移动。
这种户籍制度，“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他把全国人民分成不同类型的民户、军户、匠户等，分别隶属于中央各部，承担各自的差役。“
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世代相承，不准改籍；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利用大军“点户”和严刑酷法，规定人口不能离开户籍地，如果离开必须有路引，否则按逃犯处理。
表面上看起来，刘彻和朱元璋一个是强迫别人走，一个是强迫别人留，像是南辕北辙。然而，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我们至今还继承着这两位的宝贵遗产，一时是几十万人口大迁移的三线大开发，一时是城乡二元的严苛户籍制度，你来，或者不来，都是社会主义的一块砖，就等着看别人想把你往哪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