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马北邙原，踟蹰重踟蹰。千年富贵人，零落此山隅。”东汉十二帝，除献帝刘协之外，死后都葬在洛阳附近。邙山，是秦岭—崤山山脉的余脉，北临黄河，南俯洛阳，可谓风水宝地。其间丘冢遍地，墓碑林立。东汉帝陵向来有“北五南六”之说，邙山上的五座东汉帝陵之中，就包括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原陵。
沧海桑田，原陵主人早已驾鹤西去，但他所创立的东汉王朝，却以厚重儒雅之姿，悬布在历史的星空中。东汉是独立的王朝，又是西汉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复活前朝的案例并不少见。西周之后有东周，西晋之后有东晋，北宋之后有南宋。然而既能复活前朝，又能发扬光大者，唯有东汉。
人心思汉。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在居摄三年（8年）寿终正寝。继立的新莽政权，又于地皇四年（23年）被推翻。已经习惯了大一统秩序的中国大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从关中到山东，从江淮到河北，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为争夺粮食、地盘和控制权而厮杀角逐。共同的敌人——王莽倒下之后，哪个集团能够平定天下，谁将成为中国大地的新统治者，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命题。这个命题的最终答案还没有揭晓，但是答案的选择范围似乎已经划定。
《历代画像传》中的“大树将军”冯异。冯异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为光武得天下立下重要战功
王莽改革的失败，引发了人们对刘氏汉朝的眷恋，形成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以刘氏子弟的名义，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容易得人心、聚人力。因此，当时起兵反对王莽统治的武装集团，其名义上的首领人物往往是刘氏宗室成员；非刘氏宗室者，要么诈称是刘氏子弟，要么以“辅汉”为口号，就连赤眉军这样的农民武装，也找了一个刘姓放牛娃当天子。清代学者赵翼总结这一历史现象时说，“汉自高惠以后，贤圣之君六七作，深仁厚泽，被于人者深……故虽时代改易，而民心未去，加以莽政愈虐，则思汉之心益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未来政权的一些基本属性大致确定，即国号应该为“汉”，皇帝应该姓“刘”。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从族谱上推算，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西汉宗室中，刘秀的地位并不显赫。据史书记载，年轻时的刘秀谨厚柔和，勤于农事，做过贩卖粮食之类的小生意。他曾经在长安游学，学习《尚书》，只能略通大义。他曾感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是汉代的高级官员，地位相当于九卿，负责京城警备巡防。阴丽华是南阳有名的美女。当一名威武风光的二千石官员，娶一个漂亮女人为妻，这大概就是青年刘秀的人生理想。
地皇三年（22年），刘秀与大哥刘縯在南阳起事，加入了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队伍。第二年，族兄刘玄被推举为这支队伍的领袖，登基称帝，建立了更始政权。刘縯被封为大司徒，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发生在地皇四年（23年）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正是年仅二十九岁的刘秀。
当时，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统领数十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昆阳。大敌当前，众寡悬殊，诸将只想退避自保。刘秀说服众将，坚守昆阳，阻击莽军。他带十三名骑兵冲出重围，就近征调援兵，随后亲率三千猛士冲击敌阵，里应外合，大获全胜。昆阳之战，刘秀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兴肇此矣。”铫期、王霸等将领，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刘秀的忠实追随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艳萍分析道：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与绿林军的一次决战。在这次战役中，王莽军的主力被歼。这次战役使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在力量对比上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地皇四年（23年）十月，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持续十五年的新莽政权彻底灭亡。此时，更始帝已迁都洛阳，虽然各地豪杰并起，称霸一方，但在人心思汉的形势下，世人基本上认可更始帝的汉统地位。进入长安后，更始政权定都长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凯说：更始帝刘玄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这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王莽代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长安一直是西汉王朝的首都，刘玄既然以西汉王朝的继承者自居，那么新政权选择长安作为自己的都城也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的事情。在当时“人心思汉”的时代背景下，以长安作为都城有助于提高新政权的合法性。
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就连声势浩大的另一支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抚敌纳降。刘秀也终于等到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王业之基。
河北，是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百余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也相当可观。东汉末的政论家蔡邕说，“幽冀旧壤，铠马所出”。意思是说，包括幽州和冀州在内的河北地区，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比蔡邕年代稍晚的袁绍、曹操，都因为据有河北，先后成为汉末乱局中的巨擘，演绎了“得河北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其实，这个规律的最早实践者，乃是光武帝刘秀。
刘秀，东汉王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地皇四年（23年）十月，刘秀奉更始帝之命，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按照汉代的官制，大司马是最高军事长官，地位远在执金吾之上；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有临事制宜、生杀予夺的大权。此时的刘秀已经不再满足于当初“仕宦当作执金吾”的事业追求了，经历了出生入死的战火洗礼，经受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他已经有了更为远大的政治目标。
在此之前，刘縯因功高震主，被更始帝杀害。城府颇深的刘秀使出韬晦之策，方得保身。在更始帝身边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刘秀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是刘秀事业上最为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寒冷肃杀的冬天，一个新的政治势力正在蛰伏。最初，刘秀在河北的发展并不顺利。王郎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缉拿刘秀。
刘秀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郭圣通是刘秀的第二个妻子。前此一年，刘秀已经娶心仪已久的南阳美女阴丽华为妻。从史料记载来看，刘秀对郭氏的感情始终不如对阴氏。前者是政治联姻，后者则是真情契合。作为政治联姻的继续，刘秀称帝之后，郭氏被立为皇后，儿子刘强被立为太子。统一大业完成之后，郭氏被废黜，阴氏取而代之成为新皇后。两年之后，刘强失去了太子位，取而代之的刘庄正是阴氏之子。
在河北，刘秀还得到了渔阳、上谷两郡势力的鼎力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扎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
更始二年（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郎。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刘秀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称帝千秋台。25年六月，光武帝刘秀在鄗县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年号“建武”。登基的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坛场是临时筑建的。仪仗器具、祭祀礼仪之类，全部从简。
《后汉书·光武帝纪》：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眷顾降命，属秀黎元。……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
刘秀登基祝文里的“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都是套话虚辞。25年前后的“天下”与“海内”，并不独属于刘秀。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长安有刘玄，弘农有赤眉军的刘盆子，睢阳有刘永，益州有公孙述，远在安定的上将军卢芳，也被匈奴人称为“汉帝”。鹿死谁手尚未知。光武帝刘秀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才能又一次大放异彩。
从当时的实力对比来看，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孰胜孰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刘秀一边。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熟视无睹。他派邓禹带领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入了长安。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军就此瓦解。其后数年，盘踞关东的睢阳刘永、东海董宪、齐地张步、庐江李宪、荆州秦丰等割据势力被一一翦除；彭宠、苏茂、邓奉等叛乱武装被消灭；五校、尤来、青犊等农民军也被击败降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玲评价：赤眉军一度势力大盛，推翻了绿林统治的政权，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但是赤眉军的势力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最终被迫退出了关中地区。究其原因就在于，赤眉军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确立起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只注重眼前的攻城略地，最后导致物资供应匮乏，被迫退出关中地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秀的军队，刘秀军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统一全国的长远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刘秀步步为营，在所征服之地建立新的秩序，使自己拥有稳固的后方，为最终的全国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定都洛阳。洛阳，是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建武元年（25年）十月，光武帝刘秀率领部众，浩浩荡荡地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直到初平元年（190年），军阀董卓劫走少帝，火烧洛阳。因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上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
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光武政权的合法性。两年前，更始帝刘玄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刘秀定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光武帝刘秀从南阳起兵，又以河北为根据地，定都中土洛阳，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有利于平定东方的敌对势力。后来的平乱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周、秦、汉、唐时期的地缘政治体系中，洛阳即便不是都城，也是地位仅次于都城的战略重镇。新莽时，“定帝德，国洛阳”的谶语颇为流行，王莽就曾经派人按照京城格局营造洛阳，为迁都做准备。东汉定都洛阳，也有顺应人心和“天命”的考虑。
东汉定都洛阳，使中国政治中心完成了由关中地区向河洛地区的转移。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也由东西对峙逐渐转变为南北轴心。刘秀能够建立东汉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但是从创业过程来看，仍然相当艰难。王夫之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更大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艳萍评价：王莽建立新朝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不符合社会实际，不仅没能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西汉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光武帝刘秀顺应民心思汉的社会潮流，借用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中的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成功地将“人心思汉”的社会思潮转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
以上就是关于电视剧《长歌行》里的刘秀历史真面目（上：取天下篇）的内容，本文摘自《中国通史（卷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