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虫书亦称“虫书”、“鸟虫篆”，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美术字体，它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鸟虫书，所以书幡信(符节之类)也。”清代段玉裁《注》：“鸟虫书，谓其或象鸟，或象虫，鸟亦称羽虫也。”春秋战国时已有此种文字，多用于兵器。汉代瓦当、印章中亦有发现，东周时多刻于兵器上。秦书八体中有“虫书”，新莽六书中有“鸟虫书”，用于旗帜、符信，也作印章文字。颇似后来的图案字、美术字。
鸟虫书简介
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
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
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周代彝铭进化观》）。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1期）与马国权《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尤以兵器为多。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且使用范围很有局限，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
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当然，它并不为吴、越、楚所独有，使用范围包括了南半个中国。
鸟虫书起源
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代，一些青铜器（尤其是兵器、乐器和酒器）上的铭文往往在篆书的基础上回环盘曲，添加写画，并以各种图案花纹作为修饰。有许多还在刻文的凹线内用金错嵌，显得非常工整华丽。在这种铭文里，制作的、工艺的审美原则代替了表现的、即兴的书写，因此从本质上说属于金文的美术字。它们有的以鸟装饰，有的以虫装饰，有的以鱼装饰，也有的三者兼而饰之。
人们习惯根据自行的装饰图案来给它们取名，但由于图案不一，名称也各不相同。秦始皇时代叫做“虫书”，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云：“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我们知道：虫字篆书、甲骨文，像蛇盘曲之形。朱骏的《说文通训定声》中道：“虫者，蛇之总名。”虫原来是蛇的本字。
在周秦时代，虫字的含义一度扩大得很宽，它从“蛇之总名”扩大为昆虫的总名，进而又把鸟类和鱼类统摄进去，如《空子家语·执辔》：“羽虫三百六十，而凤为之长。”所谓羽虫就是有翅膀的鸟类。
可以这样认为：把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学字体统称为“虫书”，这是符合当时语言的实际情况的。后来，可能是虫字的含义开始恢复到原来蛇的本义，或者用作昆虫的总称，也可能在这类美术字中装饰得最多、最优美，而且最富有代表性的是鸟图案。因此，从新莽时代起，人们又把它叫做鸟虫书。《说文解字·叙》云：“及亡新居摄，时有六书，其六曰鸟虫书。”除此之外，也有人把它们叫做鸟书。
我们认为：在这些不同的叫法中，鸟虫书的名称比较恰当，理由是所有这类美术字的图案纹饰绝大多数都是鸟与蛇虫的结合，即具体的鸟形图案与回环盘曲的蛇虫形纹饰的结合。1972年，满城汉墓出土了两个铜壶，上面铭文的基本笔画在起笔与转折处附加了许多像是鸟头的图案，所有线条都写成回环曲折的双线，略作舒卷，像是夔（似蛇而有一足）的体形，整个特点也是鸟与夔蛇图案纹饰的结合。
鸟虫书的产生背景
鸟虫书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颇难辨识。鸟书的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其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
虫书笔画作蜿蜒盘曲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其余多属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还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其也流行于秦代。可以说，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
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
总的来说，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尤以兵器为多。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且使用范围很局限，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南方文化特色的。鸟虫书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影响波及中原地区。
鸟虫书的发展与楚越吴国青铜器铭文
鸟虫书的诞生与发展，以楚国为例。楚文字在其立国的八百年间，曾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各诸侯国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连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辙。这一点，楚国也不能例外。从考古所发现楚国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铭文上看，其文字风格全与周朝相同。但是，春秋中期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利的日益削弱、列国的逐渐强大和地域征文化特的形成，楚器铭文也已发生相应的变化。
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字体多数为篆书。早期字体浑厚遒劲，晚期则趋于纤细俏丽。而王子午鼎和王孙诰戈的铭文为鸟书。”（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这里的所谓早期当指鎛钟一类青铜器，而王子午鼎则已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字体“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且出现了鸟书。这应当也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刻有鸟书的楚器铭文。
综上所述，可见鸟虫书大致肇端于春秋中后期，而至战国大盛。在出土兵器数量上，以越国兵器为最。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和学者研究，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波及中原一带。
以先秦国别而言，见于越、吴、蔡、楚、曾、宋、齐、徐等国；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应属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为越王不光剑(越王不光即越王翳，公元前411—376年在位)，流行时间已接近二百年；促数量上统针，仅属于越国器者，就多达70余件。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数量上，都有较大突破。促材料看，对于江中下游鸟虫书的起源，楚国和吴越地区都是处于重要地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