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没造反前，脑袋上的头衔多得令人炫目。最重要的三项是：平卢、范阳、河东这三镇节度使，掌握着辽宁、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广大区域的军政大权，手握雄兵二十万，占整个大唐边军的百分之四十。另外还担任河北道采访黜陟使，掌握河北的行政、人事大全。兼闲厩、群牧总监，掌管着全国的战马。在朝中还兼任尚书左仆射、御史大夫。封爵东平郡王。
唐玄宗还赐给了一块免死铁卷，两个夫人册封为国夫人，十一个儿子都由玄宗亲自赐名。天宝九载的官员考评中，玄宗给他的评定是上上等，意味着他是天下最称职的官员，有唐一朝那么多的贤相，谁也没得过如此高的评价。
安禄山之所以造反，很大程度是感觉自己手中越来越大的力量，足以摧毁朝廷。而这些力量正是唐玄宗一点点赐予他的。我们不禁要问，安禄山一个毫无背景的胡人，一个粟特与突厥血统各半的杂胡，一个偷羊贼，一个互市中的掮客，唐玄宗为何就那么信任他呢？
有一种说法是：玄宗晚年昏庸，不理政事，贪图与杨贵妃享乐。安禄山能说会道，舍得送礼，一步步巴结上朝中权贵，进而恬不知耻的认小自己十六岁的杨贵妃为义母。三百多斤的体重，还顶着下垂的大肚子为玄宗与贵妃跳胡旋舞，还对玄宗说自己的肚子里只有忠心。
安禄山就这样凭着厚颜无耻的精神，与肉麻到让人反胃的马屁，一步步混上了高位。事情真的这样吗？其实，玄宗晚年虽然有些怠政，但总体来说没有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大政方针如果他不点头，肯定无法进行。玄宗就是再昏庸，也不会因为安禄山的假的让人可笑的恭维，就如此重用他。
玄宗之所以重用安禄山，更多出于对大唐国内外局势的考虑：
首先，唐玄宗是盛唐天子，开元盛世造就的国力强大给了他很大的自信，使他充满了镇抚四夷之志。所以，玄宗非常痴迷于边功。但当时的国际形势却对大唐十分不利，吐蕃实力强大；东突厥再度兴盛；我们称之为大食的阿拉伯帝国，正处在不可一世的阿拔斯王朝崛起时期，与大唐不断地争夺西域的控制权。
所以，玄宗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大唐的西侧与北侧。而东部的契丹与奚两个民族也逐渐崛起，搞得大唐焦头烂额，高宗时期消灭高句丽后设置的安东都护府一再后撤，当年的地盘尽数落入两个民族的手里。玄宗也曾派名将王忠嗣打击了契丹的嚣张气焰，但并未伤筋动骨，战略上始终处于守势。东北的稳定，成为玄宗的一个心病。
而安禄山崛起后，形势发生了转变，大唐从被动防御转为攻势防御。玄宗为了拉拢这两个民族，将宗室静乐公主与宜芳公主分别嫁给了契丹王与奚王，但他二人不到半年后就杀死公主，背叛大唐。
此时，安禄山率部一举攻破契丹与奚，为大唐挽回了颜面，令玄宗十分欣慰。除了有些战功外，安禄山还很会作秀，将俘虏与战利品源源不断送往长安，极大满足了玄宗的虚荣心。天宝九载，安禄山一次性献奚族俘虏八千，才赢得了玄宗给予的上上评。所以，安禄山除了巧言令色外，倒还真有几分军功，将一直猖獗的契丹与奚收拾得服服帖帖，使大唐东北的局势稳定了下来。
其次，玄宗对朝中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唐朝政策开放，涌现出很多少数民族将领，前期有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后期有李多祚、黑齿常之。这些人虽然才略过人，但从未独当一面，总由汉族将领节制，更别说像安禄山一样独挡三面了。那玄宗为何要对少数民族将领放权呢？
这还要从李林甫说起。玄宗重视边功，有很多宰相都是先出将，再入相。比如张说、张嘉贞、杜暹、萧嵩等，他们大都文韬武略、德才兼备。而李林甫既不会打仗，文化水平又低，面对这些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的精英人才，恐惧得不得了，说不定哪一天宰相的宝座就丢了。
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想了一条妙计，上奏玄宗：“文士怯懦，不如用外族胡人担任边将。胡人出身寒微，没有能力在朝中结党；陛下只要给点恩德，笼络其心，他们必能效命。”李林甫的话令玄宗心动了，因为：其一，少数民族将领确实能打，不但有安禄山，还有哥舒翰、高仙芝等人，都是例子。其二，出将入相的大臣们大权在握，如果他们勾结皇子抢班夺权，成功概率很大。玄宗年龄大了，非常担心有人抢班夺权。
于是，一群番将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然而，唐玄宗没有意识到，重视边功使社会资源大量外流到边地；节度使制度使番将们的野心迅速膨胀，大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一旦有野心家坐上节度使的宝座，面对纸醉金迷而又军力空虚的大好河山，怎能不心动。所以，在玄宗这样的制度下，就算没有安禄山，也会出现张禄山或王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