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是东晋时期前秦国王苻坚最重要的谋士和大臣，也是东晋时期最著名的汉族政治家。苻坚将其比喻为“刘邦之张良，刘备之诸葛亮”，也被世人称为“功盖诸葛第一人”。王猛投奔苻坚后，辅佐其抑制豪强、强化法治，改革吏治、选拔官吏，推行文化教育、促进民族融合，改革政策、兴修水利、奖励农桑、促进经济发展，前秦的国力不断增加，帮助前秦逐一击败了前凉、前燕，消灭了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
王猛也深受苻坚器重，被任命为前秦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大将军，封清河郡侯。后来王猛因长年劳累成疾，在临终前给苻坚留下遗言，坚决反对前秦讨伐东晋。他对苻坚说，“晋虽僻陋，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王猛阻止苻坚发动对东晋的决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东晋朝廷仍然是天下人心的正统
东晋虽然偏安在东南，地域狭小，实力也没有前秦强大，但却仍然是天下人特别是士族心中的正统朝廷。东晋朝廷的正统，来源于西晋。自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逼曹魏皇帝曹奂禅位，改元泰始开始，就已经建立，统治中原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中虽然经历了“八王之乱”的混乱场面，也惨遭“五胡乱华”的蹂躏，但中华的正统，中原的人心，仍然归属于东南的东晋朝廷，仍然归属于司马氏。在这一点的认识上，作为前秦国王的苻坚，也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他刚刚政变成功，在长安的太极殿登上大位时，就坚决去掉皇帝的称号，以大秦天王自称，所有前秦皇室诸王的爵位，一律由王降格为公。
还有两个事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一件事是司马睿在东南建立东晋王朝时，北方的大多数门阀士族，如瑯琊王氏的王敦、王导，还有戴渊、温峤、郗鉴、祖逖等大量的有识有才之士，历尽千难万苦，从中原“衣冠南渡”到东南东晋，不仅仅是避难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归心正统；还有一件事，近百年之后，东晋将领桓温率军北伐到长安近郊时，中原百姓夹道相迎、痛哭涕零，盼望东晋朝廷的王师望眼欲穿。
讨伐东晋师出无名
东晋虽然地处江南一隅，而且权臣与皇室之间的战争不断，但对待天下百姓，仍然仁义有加，与民休息，发展生产，东南的百姓仍然安居乐业。这也是东晋朝廷看起来摇摇欲坠，却仍然能够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东晋朝廷既无昏君暴君，也无苛政暴政，出兵征讨东晋，师出无名。而师出无名，就没法占领道义的高地，没法成为王者之师、正义之师，也就没有号召力，很难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内部的整合没有完成
前秦才刚刚统一了北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征服了鲜卑人、羌人和羯族等民族，但这些民族的子民，只是屈服于前秦的武力，并没有在内心上真正臣服归附，内心对前秦仍然充满仇敌恨意，时时都在蠢蠢欲动。对这些征服的少数民族的教育和融合，让这些民族认同归心于前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以及还有大量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要做。北方自身的民族融合没有完成，内部没有整合成一个整体，就不可能形成内部的整体合力，这个时候急于发动对东南东晋的战争，是非常不明智的决策。
自身的隐患没有消除
前秦虽然统一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但这些少数民族如：鲜卑人、羌人和羯人等，还没有与前秦本民族融合整合在一起，这些民族的部族还大量地群居生活在京城长安周边。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虽然表面上臣服，但对前秦始终怀有深仇大恨，民族间的裂痕还没有弥补，一旦对东晋的战事不利，就很可能群起反叛，形势将非常危险。
同时，前秦军队中久怀异心的前燕王族慕容垂、羌族首领姚苌等人，并没有真心归附前秦，苻坚又不愿斩草除根，仍然让这些人在军中掌握军权。
另一个方面，前秦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大多数人却是在征战的过程中不断接纳而来的降卒，真正属于前秦自己的军队并不多，而且常年征战，士兵疲劳，攻击东晋又需要长途跋涉，东晋的军队却以逸待劳，很难轻易取胜。
王猛对前秦短期内不能攻打东晋的四点理由说得已经很透彻了，但前秦国王苻坚却自信满满，没有听从王猛正确的远见，在公元383年，亲率近百万之众，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讨伐东晋的大战——淝水之战，结果大败而归。前秦因此一蹶不振，并很快就灭亡了，苻坚本人也在不久之后被叛将杀害。好不容易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先后出现了十个不同的政权，直到公元439年，北魏才重新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