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学家司马迁说，中国自黄帝时代以来，都有确切的纪年，但各自资料不同，纪年的说法也不统一，甚至模糊不清，因此在司马迁鸿篇巨制的《史记》里面，便没有把这些不统一的纪年记录下来，随着后来历史的变迁，这些不统一的纪年也就渐渐湮没失传了。
在公元前84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件——“国人暴动”，厉王逃亡，召公、周公行政，号曰：共和。
中国历史准确年代自此开始。国人暴动的起因很简单，那就是典型的官逼民反。
当时在位当政的周厉王刚愎自用，残酷地压迫人民，人民怨声载道，“厉王虐，国人谤王”。周厉王的卿士召穆公告诉厉王：“民不堪命矣！”——成语“民不堪命”由此而来，人民受不了暴虐的政令。“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厉王下令，让卫国的巫者（特务）监视那些敢于行使自己话语权的国人，有胆敢诽谤厉王的，一律杀头；人民心里怨恨，却什么话也不敢说，大家在路上相遇，只能互相看看，用目光交流，——“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可见当时王虐民怨的残酷现状。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国人发起了暴动，周厉王被迫逃出王宫，“出奔与彘”，实际就是流放，召公、周公行政。这一年为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元年”。“共和”的本意就是由一些大臣共同执政，求得和谐与和平。自此，中国进入信史时代。
周厉王对万马齐喑的状况洋洋得意，对召公说：“我能够阻止诽谤，大家都不敢再说话了。”于是这个叫召公的人力劝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并从正反两方面反复阐明不可“防民之口”：防民之口有大害，使民畅所欲言有大利。他的说理有喻有证，恳切有力。但周厉王根本不听召公的劝告，终于激起民愤，被人民流放到边远的地区。
周厉王不听劝谏，施暴于民，最终被民流放，实乃自作自受、咎由自取；官逼民反、国人逐君，实属必然。记录这段历史的《召公谏厉王止谤》对举叙述，互为因果，揭示出国泰安民、爱国爱民的道理。
人人具有话语权，而人人特别是普通民众能够充分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历代帝王对民众行使自己的话语权，一向不敢掉以轻心，甚至谈虎色变。周厉王当然不例外，只是他变本加厉，超越了民众忍受的程度，民众揭竿而起，赶跑了暴虐的周厉王。
而召公的谏言，阐述为政做官必须注意民众的利益，重视民众的意见，这是进步的民主意识，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是很宝贵的，值得称道。
周厉王被流放的那一年，是鼎鼎大名的“共和元年”，又是中国信史端口，这不是巧合，可以这样认为，厉王被流放，在当时是一件非常的大事件，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