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发生后，叛军长驱直入，封常清和高仙芝见敌势甚盛，商量后退守潼关避其锋芒，也为日后唐军反击赢得时间。封常清与高仙芝退守潼关之举在军事上是正确的选择，不仅可以拱卫长安的安全，而且也使叛军的进军步伐受到扼制，为唐政府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可以乘机调动兵力，调整部署。然而直到此时，唐玄宗仍对当时的军事态势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以为叛军不日将会平定。
高仙芝东时得罪过监军边令诚，其怀恨在心，在玄宗面前进谗。玄宗听信了他的挑唆，将高仙芝与封常清二人处死，一下杀害两员不可多得的名将，自毁长城。
封常清临死前草遗表曰：“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资治通鉴》卷217)封常清当初率军赴洛阳迎战时，也以为叛军内部人心不齐，以正伐邪，可以迅速获胜。经过与叛军数次战斗后，才认识到叛军的情况并非如先前判断的那样，而且战斗力极强。这是一个将军亲身经历过激烈的战斗后获得的宝贵经验，如果唐玄宗能够接受封常清临死前的劝谏，也许局面不会很快地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高、封二人死后，玄宗遂命因病在家休养的哥舒翰率军出征。哥舒翰虽然是战功卓著、经验丰富的大将，但此时病重，不能治事，甚至连生活也需要人料理，因此并不是很理想的统帅人选。哥舒翰本人也推辞不就，玄宗坚持不变，哥舒翰只好扶病出征了。史载:“翰病，不能治事，悉以军政委田良丘；良丘复不敢专决，使王思礼主骑，李承光主步，二人争长，无所统壹。翰用法严而不恤，士卒皆懈弛，无斗志。”(《资治通鉴》卷217)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战事是非常不利的。
除了玄宗选用统帅不当的原因之外，朝廷干预前线将领的指挥也是颇犯兵家之忌的一件事。这件事说到底还是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户部尚书安思顺与安禄山虽是堂兄弟关系，但他知道造反是灭门大罪，不愿因此而为安禄山殉葬。当他知道安禄山将要起兵反叛时，便入朝奏知此事。后来安禄山举兵之时，玄宗因为安思顺早已上奏，遂不降罪于他。
哥舒翰早就与安禄山不和，迁怒于安思顺，遂指使人伪造了一封安禄山给安思顺的书信，然后在其入关之时将送信人擒获，向玄宗献上书信。接着又以此为据，上表请求诛杀安思顺。玄宗不察其中有诈，将安思顺及其弟安元贞处死，家属流放岭南。“杨国忠不能救，由是始畏翰。”(《资治通鉴》卷217)
杨国忠为什么要救安思顺？史无明文，不得而知。但通过此事，使杨国忠看到了哥舒翰的厉害，对其产生畏惧之心，却是真实的。同时，这也说明在此之前，杨国忠与哥舒翰之间并无政治上的隔阂，直到此时才开始对哥舒翰有了警惕之心。
接着在潼关驻军中出现了一股要求诛杀杨国忠的势力，其带头人物便是大将王思礼。王思礼密劝哥舒翰利用手握重兵的有利时机，回军诛杀杨国忠，哥舒翰犹豫未决。这件事很快就被杨国忠知晓了，很可能是他安插在军中的亲信密报的。杨国忠得报大惧，马上向玄宗上奏说：“今潼关兵众虽盛，而无后殿，万一不利，京师得无恐乎！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人训练于苑中。”玄宗同意了他的奏请。杨国忠还不放心，又奏请招募一万人屯驻灞上，皆令其心腹将领杜乾运统率(《旧唐书·哥舒翰传》)。
杨国忠的这些举动，“名为御贼，实备翰也”(《资治通鉴)卷218)。对于杨国忠这些举动的目的，哥舒翰也是心知肚明的，于是他又上表皇帝请求将杜乾运军改隶潼关，然后以商议军情的名义召杜乾运到潼关，将其斩首。
此事引起了杨国忠极大的恐惧，同时也使哥舒翰感到内心不安，因为这样做毕竟是违背玄宗的意愿，有专擅弄权的嫌疑。杨国忠为了自保，必然要采取对策进行反击。敦促潼关守军出关作战，便是其所采取的主要对策。据《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国忠以翰持兵未决，虑反图己，欲其速战，自中督促之。”玄宗也急于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杨国忠的建议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催促哥舒翰进兵的命令便接二连三地送到了潼关前线。
关于此事史籍是这样记载的：杨忠国“言于上，以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上以为然，续遣中使趣之，项背相望。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军出关((资治通鉴》卷218)。哥舒翰之所以临战“恸哭”，是因为他知道叛军战斗力强悍，而官军却是新招募的乌合之众，战必失败，故失声恸哭。
在哥舒翰出关作战之前，平叛形势一片大好，郭子仪、李光弼率军在河东连战连胜，并且打开了东井陉关的通道，可以威胁河北，直捣范阳叛军老巢。河北诸郡纷纷反正，叛军后方不稳。李光弼军在常山郡大败史思明军，叛军损失惨重，人心不稳。叛军进攻江淮的军事计划也受到挫折，难以实现。安禄山虽然在洛阳称帝，但大军受阻于潼关，不能前进一步。因此，郭子仪、李光弼等皆上书朝廷，主张在潼关宜采取守势，不可轻易出战。
但是杨国忠出于一己之私，强迫守关大军弃险而出；唐玄宗不懂军事，急于求成，干预前线统帅的指挥，结果导致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使得整个平叛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因此，潼关之战的失败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它实际上也是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所导致的一个恶果，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