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直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二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美国成年人总数的65%以上，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基督教主流派在欧、美出现全面衰退趋势时，福音派却在美国强势崛起，并发展成为一股极富攻击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只有从美国这种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特性出发，将基督教锡安主义纳入解释的范畴，对美、以特殊关系问题的解释才能更有说服力。
作为一种跨越自由和保守阵线的、在美国基督教中广泛存在的愿景，基督教锡安主义形成了美国长期亲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他们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最喜欢的国家之一，而很少受美、以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来，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中东局势，你更同情（喜欢）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结果显示，同情以色列的始终占压倒多数。
1967年“六五战争”后，美国公众舆论更向以色列一边倒，民意测验相继出现了41%∶1%(1967年7月）、50%∶5%(1969年2月）、44%∶3%(1970年5月）、50%∶7%(1973年12月）的悬殊比例。只有在臭名昭著的沙巴拉大屠杀发生后，才短暂地出现了32%∶28%(1982年9月22—23日）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比例，但很快又回升为49%∶12%(1983年1月）。
美国犹太社团
美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倾向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重要原因。何况，信仰本身对美、以关系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越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犹太社团乃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但其作用却极易被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色列；国会持续亲以色列，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
从地域来看，美国犹太人主要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加州，但南部乡村的“《圣经》地带”更亲以色列。在诸多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中，“美以关系委员会”只是规模很小的一个组织。小布什当选总统也并未依赖犹太人。美国犹太社团为以色列而积极活动被指责为“双重忠诚”。
“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进行的反犹主义调查显示：有51%的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过于偏向以色列；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太大；从1964年到2002年，一直有30%—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诚于以色列。而美国主流社会竟怡然自得地接受这些心怀贰心的“同伴”，对他们并不过于反感，从而使美国的反犹主义一直处于很低的程度并呈现减弱的趋势。
一位美国分析家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给布什投票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这只是就20世纪末以来的情况而言的。
美国行政当局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经常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尤其是白宫的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般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制定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
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他们都有强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菁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众的教义至关重要。
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当代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小布什—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
跟行政当局受一些偶然因素（如总统个人的信仰）影响而产生波动不同，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则持续向以色列一边倒。1970年，当美国国会讨论是否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时，美国的《新共和》周刊吁请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正式的、无条件的的支持。这种立场也得到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喉舌《今日基督教》的支持。它主张一个外部大国介入，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而“以色列只有从美国才能寻求充分的支持和保护”。
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Helms）就是“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
神学化的思想对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迪莱（TomDelay）依据《圣经》称呼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德"阿米（RichardArmey）则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
锡安主义组织
除了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提到的以尼布尔等人为领导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和“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就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社会舆论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它们支持锡安主义，并抑制了亲阿拉伯势力在美国活动的效果。
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各种新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出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锡安主义活动、频繁地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
20世纪70—90年代，还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当时几乎所有驻耶城的外国使、领馆都迁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却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该组织长期亲以色列的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
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就出席了该组织的年会；当时的耶路撒冷市市长奥尔默特还在会上向该组织的听众宣称：“我要告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你们是我们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力量和国防的一部分。”期待耶稣再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尽管那里有着最重要的清真寺，乃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
此外，福音派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信仰者集团”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它不仅为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还成了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以土地换和平的障碍。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看作善与恶的决斗。
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恶的、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