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个极端的说法：“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嫖客。”这话虽不免绝对，却也有些道理。确实，每个男人心中都存有“妓女情结”，这一情结促使他们成为嫖客中源源不断的生力军或后备军。不过，对于嫖界来说，也同娱乐界和商界一样，有它自己的准入标准，我们暂且将之命名为“嫖界的资格”。 对于不同顾客层次的需要，“嫖界的资格”也分为一般资格与高级资格两种。一般资格，只需要钱和身体而已。当然，这里钱和身体的标准都不高，钱是只要付得起一次嫖资就行，而身体嘛，则要求更低，只要不是老弱病残、连“干事”的力气都没有的男人都可囊括在内。古代的妓业，虽然号称“销金窟”，但也知道“薄利多销”的道理，有的“脂粉钱”便低得惊人。如明代曾盛行一时的“窑子”，与**的丐女做爱一次，也只不过区区七个铜板，这样低廉的价格甚至连一般的贩夫走卒都消费得起。又如近代上海的下等妓馆，一般称花烟间，客人在这里消费，吸鸦片烟一二口，仅需要钱百文，而包夜，也不过一元而已。所以说，这样低的门槛，自然吸引客人，尤其是那些穷人，如过江之鲫般迎面扑来。不过，这样的准入资格也太泛了，虽然每个男人都有成为嫖客的潜力，但毕竟，成为嫖客的男人还只是少数，真正的嫖客，依然需具备一定的条件。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人们所以需要娼妓，是因为许多男人或是未婚，或是远离妻子，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性欲，而且在一个具有传统的道德社会中，他们得不到称心如意的正派女人。因此，社会就另立了一种女人，以满足男人的需要。对于这种情形，社会虽然羞于承认，但又不敢使人们得不到满足。娼妓有好的一面，她不但可以召之即来，而且极易掩饰自己，因为除了这门职业，她并没有别的生活，而且那些曾和她在一起的男人仍可不失尊严地回到妻子、家庭和教会中去。”在此，罗素将男人成为嫖客的条件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男人未婚;二是男人远离妻子;三是找不到称心如意的正派女人。虽然存在偏颇之处，但基本涵盖了嫖界资格的精髓。
首先，我们来分析“男人未婚”这条资格。按罗素的说法，一个成熟而未婚的男人，必然有性的需要，而因为未婚的关系，他不可能从家庭中获得性的满足，因而必然要寻求发泄的其他途径。这些途径，包括强奸与偷情，但强奸违反了人道，同时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偷情，如果女人已经结婚，则破坏了她完整的家庭，如果女人未婚，更是败坏了她的名誉，令其终身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由此看来，这两种途径都不可取，但男人的性欲又非满足不可，所以必须有一部分女人作出牺牲，以职业妓女为男人提供性服务，从而换取社会的安定。这也就是19世纪爱尔兰的历史学家莱基所说的：“娼妓是家庭和妻子女儿清白的保障。”
其次，关于“男人远离妻子”的资格。男人虽然结婚成家，但因为生意或学业的缘故，必须远离妻子，所以他们在外的生活，其实与单身汉无异。在无法过上正常性生活的情况下，他们一般都会通过浪迹青楼来获得性的满足。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古代的官员、士子与商人中司空见惯。中国古代，官员一般是不可以带家属的，或许是避免妇女抛头露面的缘故吧。如宋代的赵明诚在外地做官，夫人李清照便不可能随行，只好抒写些“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郁闷。虽然情深意重，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外地的男人便不免会有“就地取材”、“就地解决”的念头。历史上并没有留下赵明诚青楼冶游的记录，但需要指出，官员狎妓是盛行于唐宋时期的时尚，想必赵明诚也不能免俗。有鲜明记载的是苏轼的冶游，苏轼家中妻妾众多，据说还专门有个女子乐队，只怕丝毫不逊色于“女子十二乐坊”。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多次异地做官，妻妾又不能带在身边，但苏轼又是一个风流好色的情种，这样的情种是不能缺少女人的，因而每到一处，他都不免处处留情，如他最宠爱的朝云，据说便是他在广东任职时的“战利品”。
第三，关于“得不到称心如意的正派女人”。它其实是传统社会婚姻中最大的弊端所在。传统社会中，男人没有随意选择妻子的权力，大部分情况下，他甚至会和一个陌生的女子结婚，所以男人的婚姻是无爱的婚姻。关于这方面，因前面已阐述的关系，在此不一一赘述。但这样的说法容易成为某些男人嫖娼的借口，因为即便是有爱的婚姻，也很难打消他们去寻花问柳的念头。这便涉及到男人心中隐藏着的另一种私心--爱妻也爱妓，即俗话中的“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
以上是嫖界的一般资格，总体来说，它反映了男人内心对性欲的一种生理追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也是低等级的资格。而对于嫖界来说，它还有一种高等级的资格，它涉及到嫖妓行为中嫖客的精神层面，它是能否“修炼”成一个高等嫖客的关键。身为一个高等嫖客，既要能做到“万花丛中过”，充分领略人间的美景，又要“片叶不沾身”，绝不拖泥带水，感情用事。而要达到如此境界，用《九尾龟》中的说法，男人需要“功架”的素质。
《九尾龟》中，章秋谷曾对“功架”作了一番“深刻”的阐释：“我原对你说，上海地方要做一个人，也要有嫖界的资格，我就把嫖界的资格与你讲个明白。大凡古来妓女所重者，第一是银钱，第二是相貌，第三是才情。如今却又改了一番局，换了一派情形。近来上海倌人，第一是喜欢功架，第二才算是银钱，那相貌倒要算在第三。至于’才情’两字，不消说起，是挂在瓢底的了。什么叫功架呢?这’功架’二字，就如人的功夫架子一般，总要行为豪爽，举止大方，谈吐从容，衣衫裳傥，这是功架的外场。倌人做了这种客人，就是不甚用钱，场面上也十分光彩。再要说到功架的内场来，这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只好说个大概给你听听。比如初做一个人，最怕做出那小家气相，动脚动手，不顾交情的深浅，一味歪缠，这是他们堂子里最犯忌的事情，免不得就要受他们的奚落。至于碰和吃酒，也要看个时候，不可一味听着他们的说话;或者那倌人生意闹忙，和酒不断，便不必去凑他们热闹，只要不即不离的，每月总有几场和酒。也就是了;或者倌人生意并不见好，和酒稀疏，这却就要不等他们开口，自家请客碰和，绷绷他的场面。若是做了多时，已成熟客，倌人未免要留住倣，却万不可一留便住，总要多方推托，直至无可再推，方才下水。倌人们擒纵客人只靠一个色事。你越是转他的念头，他越是敲你的竹杠。客人们有了一身功架，倌人就有通天本事，也无可如何。总之，以我之假，应彼之假;我利彼钝，我逸彼劳，这方是老于嫖界的资格。若用了一点真情，一丝真意，就要上他们的当了。这几句话，便是功架的捷径、嫖界的指南。我从前曾经信着《四书》做这’功架’二字道：’功也者，功夫之谓也;架也者，架子之谓也。’”
章秋谷的“功架”理论，归纳起来在一个“哄”字，即调动一切手段，哄妓女开心。道理也很简单，只有哄妓女开心了，她才会死心蹋地地配合你的需要，否则，即使你再有钱有势，也很难获得她的真心。对此，《金瓶梅》中的王婆深谙此道。她曾对试图勾引潘金莲的西门庆说：“大官人，你听我说：但凡’挨光’的两个字最难。怎的是’挨光’?比如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的。第一要潘安的貌;第二要驴大行货;第三要邓通般有钱;第四要青春少小，就要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第五要闲工夫。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都全了，此事便获得着。”王婆的“理论”后来被总结为“潘、驴、邓、小、闲”，虽然它主要针对偷情而言，但事实上却是男人“捕获芳心”的普遍“真理”，因而适用广泛。这其中的第四、第五条，其实与章秋谷的“功架”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事实上，“功架”理论的根源，在于女人都喜欢花言巧语，这其实是人性的通病。无论是男人与女人，赞美与表扬的话，都会让他们心理产生满足感，这也是“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原因所在。男人在与女人接触时，经常说一些“你真美”、“你好有气质”的话，会让女人很受用，心理非常舒服，因而会对男人产生良好的印象，从而为男人下一步的接触打下良好的铺垫。当然，虽然我们平常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但男人特别要注意表现出自己的真诚，如果让女人感觉到你的这些话中掺杂着虚假的成份，那么结局就会很不妙。
不管是哄还是花言巧语，核心的部分还是为了让女人舒服，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舒服，所谓“投桃报李”也。对妓女来说，虽然身份低贱，但同样有女人的心理需要，如果不把她“侍候”舒服了，即使男人长得再漂亮，再有权有势，也难获得女人“倾心相就”的服务。
在对“嫖界的资格”进行一番简单的梳理后，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资格的嫖客主要侧重于性的需要，因而一般不会顾及到女人的感受;而高级资格的嫖客，则将整个狎妓的过程分解成恋爱、调情、性爱等几个部分，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充分注意到女人的感受，因而对女人更有杀伤力。不过，这种嫖客资格的评定，其出发点还是以妓女为玩物的心态，虽然手段高明一些，但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实质都一样。而且需要说明的是，高级资格的嫖客，对女人的伤害更大，因为一旦女人不小心付出真情，掉进他精心设计的温柔陷阱，那可就万劫不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