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倭寇，人们似乎总会想到明朝，为什么明朝的倭寇就那么多呢？
这其实是日本以及明朝共同影响的结果。明朝时期日本进入战国时期，政治动荡经济不发达，而明朝却实力强大，加上明朝实施海禁以及嘉靖朝的腐败，倭寇盛行就不奇怪了。
日本的政治经济状况
13世纪末，日本施行海禁政策。但日本商人锐意搜求中国货物，违禁前往元朝的浙江、福建一带经商。元政府则通过庆元（今宁波）、泉州市舶司收税来接待日本商人。这些商人多是流劫日本西部沿海的武装商人。
他们“尝驾小舟流劫土佐、丰后海洋间，隐泊野岛，窥视商船劫掠之”，并“勾引本夷为犯中国”。日本商人在中国“不满所欲，卒蟠劫而去”。故“终元之世，使竟不至，寇盗边睡。”
当时日本的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得以独立发展，但尚不发达。日本的许多生活必需品如丝、布、锅、针及药材等都靠中国供给。当中国货物缺乏时，价格大涨。如丝每百斤值银五、六两，而在日本其价格是在中国的十倍。
这种现象，刺激了日本封建领主、贵族、武士、商人纷纷竞向中国贸易。商人兼海盗的倭寇挂着八幅大菩萨的旗帜，冲破室町幕府和明朝的联合规定，来中国进行掠夺。
14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封建主，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
明政府严厉的海禁政策
明朝建立后，尚有张士诚等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
明朝建国后，东南沿海一带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开始得到发展。到嘉靖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形成大规模，达到非常繁荣的程度。
利润上的巨大差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但面对严峻的东南海疆形势，明开始实行长期的海禁政策，明初朱元璋即颁布了“片板不许下海”，严禁私人海外贸易。
朱元璋称帝后，连续派使者到日本，以恢复两国关系，但由于日本处于分裂对抗状态，几次派使毫无结果，倭寇侵扰日渐繁复。北起山东，南到福建，到处受到劫掠。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北朝统一日本。南朝的武士、失意政客和浪人失去了依托，于是流落海上，盘踞海岛，不时侵扰中国沿海，造成洪武末年日渐炽盛的倭患。
统一日本的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希望肃清南朝的残余势力，打击海上盗贼，同时也想发展与明朝的贸易，获取丰厚的利益。于是，两国恢复了关系。明成祖时，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
明朝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为了消除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足利幕府也积极剿捕倭寇。在足利义满死后，其子足利义持改变政策，双方勘合贸易中断，日本不再剿捕倭寇，足利义满时期稍有收敛的倭寇劫掠又在中国沿海一带蔓延开来。其后，在足利义教时期，中日勘合贸易得以恢复。
成化三年，即日本应仁元年（1467年），日本进入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一些守护大名为了争得与明朝贸易的权力，抢夺勘合，没有贸易勘合的大名便进行海盗活动，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嘉靖初年（1521年）以后，明王朝借口宁波“争贡事件”，下令严禁造违式大船，凡是属于违禁海船的尽数毁掉，规定“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企图断绝一切海上联系和贸易往来。
然而，到嘉靖二十年（1540年）后，反而出现了“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私人海外贸易规模反而更大，“倭寇”在东南沿海迅速泛滥的情况。
嘉靖时期的腐败
明初，由于国力强盛，重视海军、海运建设，政治较清明，人民尚能安居乐业，在少有内忧的情况下，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外患，尽管明初有倭寇骚扰，但范围不是很广，对社会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明英宗正统以后，明朝政治日趋腐败，贪污贿赂之风盛行。
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皇族、勋贵和官僚地主对财富的掠夺日益严重。明中叶起，朝政日趋腐败，明朝军事由强盛退为衰弱，海防废弛，御僻力量遭到严重破坏。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军屯田遭到侵吞，卫所军丁被豪强势家占役。军士不堪虐待纷纷逃亡。
军队缺员严重，战斗素质极差，器械俞败，粮草不济，便利了倭寇的侵略活动。由于政治日趋腐败，加以政策上的失误，海防设施失去应有的功能。卫所形同虚设，不堪一击。
在海岛设以据险伺敌的水寨，均因将士惮于过海，自海岛移置海岸，原来的水寨被海寇据为巢穴。在漳、泉沿海的卫所，军粮不足，船只坏损，兵士短缺等现象极为严重。
明中后期，北元察哈尔部东迁后，与明朝在辽东地区长期反复厮杀，损失惨重，残元势力频频南下，明廷被迫调遣精锐之师固守京师和长城一带，结果捉襟见肘，海防更加废弛，以致倭寇大举侵犯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