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出兵攻打吴国时才刚刚建国，并且兵力只有二十余万，而吴国有五万余士兵参战，二十三万总兵力。并且晋军只用了短短四个月就灭了吴国，实在令人惊讶，这场战役为什么会这么轻松呢。
建国五十七年、占据长江天险、拥有大军共二十多万的东吴政权。为何在西晋王朝的一击之下，便冰消瓦解，虽有其多方面的因素，但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东吴暴政，吴主不听劝诫
东吴自末帝孙皓当政以来，昏庸残暴，任意杀害臣民，动辄扒皮，挖眼，惨不忍睹，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民间谣传章安侯孙奋应成为天子，孙皓便将孙奋和他的五个儿子统统处死；豫章太守张俊因替孙历之母扫墓，也被孙皓下令车裂；吴中书令贺邵因中风，不能说话，数月无法上朝，孙皓怀疑他装病，命人严刑拷打后，割断他的头，加以焚烧。
孙皓还特别重用奸佞谄媚之徒，张俶因常进谄言、诋毁别人，十分被宠信，多次升官进爵，成为司直中郎将，进封侯爵，于是造成了官吏和民间互以私利为目的竞相诬谄的混乱局面，致使监狱暴满，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气氛。
孙皓还特别憎恨胜过他的人，侍中、中书令张尚，口才捷利，雄辩超众，孙皓便借故收捕张尚，欲处极刑，公卿以下一百多人叩请孙皓减免张尚的罪行，孙皓当时假意应允，但将张尚送至建安后，终于将他杀死。孙皓每次宴会群臣，都强令大臣喝得烂醉，然后再让他们互相告发罪行，或立即处死，或剥下面皮，或挖出眼睛，君臣上下尔虞我诈，如此一个统治集团，自然四分五裂，人心丧尽，这就不能不从政治上注定东吴政权的必然失败。
东吴的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司马氏有进攻之心，多次向吴主孙皓建议加强军备，增强沿江战略要点的防御力量，切实防止西晋的突袭。公元272年，吴建平太守吾彦发现长江上游飘来大量木屑，便预知了晋正大造舰船准备顺江东下灭吴的企图，向吴主孙皓建议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军兵以塞其冲要。”公元274年，当东吴大司马陆抗病重垂危之际，又向孙皓建议，将长江上游防守兵力增至八万以巩固西陵、建平等地的防备。但这些关键性的建议均被孙皓置之不理。
司马氏能臣众多，综合实力强劲
当然，司马氏统治的西晋，也并非什么清廉之邦，只是政治上的腐败程度稍逊于东吴而已。然而作为西晋最高统治者的司马炎，在发动灭吴战争之前，与东吴孙皓类比，则尚属稍具政治头脑之士。因而，西晋的统治集团便远较东吴统治集团为强，它依靠一批谋臣良将渚如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的辅佐筹策而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
“宁可千日无战，不可一日无备”是自古以来兵家重要的战略思想。司马昭在灭蜀汉后，便明显地暴露了进一步并灭东吴的企图。
西晋则在灭掉蜀汉之后，立即着手稳定内部，增强经济实力，力求富国强兵，利用17年的时间，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西晋特别针对东吴占据长江天堑的有利地势，接受曹魏时期“武骑千群，无用武之地”的教训，以将军王濬在蜀地训练水军，大造战船，做好顺江东下的一切作战准备。这样，便使本来已在土地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和军事实力诸多方面占据明显优势的西晋，如虎添翼，为夺取灭吴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东吴作战准备不充分，军队临阵脱逃
东吴统治集团临战前多年，既失之干对西晋战略动向的研究，失去了针对西晋的战略企图采取相应对策的宝贵时机；又在战略指导中着着失误，致使拥有二十多万大军，占据半壁河山的东吴不到二个月的时间即被西晋横扫而亡，这在古代战争史上成为不多见的惨败记录。本来，东吴并非居于绝对的劣势，即令是战前未做充分的准备，假如能在临战中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也不致于如此迅速的彻底灭亡。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东吴只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即有可能阻止西晋的推进：一是立即增强长江上游建平、西陵一带的防御力量；另一条是集中兵力于建业附近，加强沿江守备，以逸待劳，坚决阻止晋军渡江登岸。可惜东吴统治集团缺乏起码的战略决策头脑，计不及此，致使西晋王濬的水军顺江而下，如入无人之地，迅速与其东面的三路大军胜利会师于建业江面，对东吴京师形成泰山压顶之势。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吴丞相张悌所率的三万精兵，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不顾部将沈莹的劝阻，拒绝在江上机动御敌而渡江北上，这对濒临陷落的建业危局无疑于釜底抽薪，帮了晋军的大忙。
司马炎对灭吴战争的战略策略的运用则是相当出色的。战前，多年来西晋便采取了瓦解东吴军民斗志的一系列策略，临战中又进行周密的作战策划和部署，以六路大军东西对进，三面齐攻，有主有从，战略上的协同和配合环环相扣，甚为默契，做到了计而后战，稳操胜券。
吴军士气的低落由来已久，这是其政治极端腐败、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战前便不断发生吴军将士投降西晋的事件；当王濬军顺流东下，吴主孙皓命游击将军张象率一万水军前往抗击王濬军时，张象军一见西晋军的旗号便全部投降了西晋；吴将陶浚奉命率军二万与晋军作战，要出发的前天晚上，部众也逃散一空，吴司徒何值、建威将军孙晏等人未等晋军逼近，便主动交出符节印信而降。
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吴军军无斗志的惊人状态，这样一支军队自然无法与晋军相匹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