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伞顶盖遗址位于湖南省临澧县佘市桥镇荷花村（原长湖村）官岭组，东距临澧县城约13公里。遗址地处西洞庭盆地中心冲积湖平原南部外缘的丘岗台地构造-沉积地貌区，海拔110米。属于澧水南部一级支流的道水河在遗址北部约1.5公里处蜿蜒而过。
湘西北澧水流域是湖南旧石器发现和发掘最早的区域，也是湖南及华南地区旧石器遗址的最集中分布区之一。历年来，这里发现旧石器遗址超过百处，但经过正式发掘的仅10处左右，绝大多数石制品系调查采集所得，较严重地限制了对这一区域旧石器文化的全面、科学和深入的认识。2011年，在进行的澧水流域旧石器短期专题调查中，于支流道水流域新发现数量丰富的旧石器地点群，显示这一流域河谷两侧的丘岗地带是更新世时期古人类密集活动的活跃区，调查发现石制品反映的石工业也具有一些新的面貌特征。其中，伞顶盖遗址就是此次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面积最大、遗物数量最多的一处遗址（图一）。不过，囿于采集资料的主观偏颇性，对该遗址的文化堆积、时代、埋藏过程、石工业性质等学术问题均还比较模糊。
图一 道水流域伞顶盖及周邻旧石器遗址
结合澧水流域旧石器考古的研究现状和以伞顶盖遗址为中心的道水流域遗址群新发现的学术价值潜力，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对该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并得到了同意和批复。2017年5月至8月，我所联合临澧县文物局对遗址进行了小面积发掘，目前第一阶段的田野考古已经结束，下一阶段拟重点开展遗址地貌演化、年代取样测试、石料资源调查、模拟复制实验考古等分析研究工作。
二、 考古发掘
由于近年国土资源部门在这一区域的土地开发项目，伞顶盖遗址所在处被大量地栽种上桉树类经济林木，对遗址的原始堆积和地貌景观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发掘前，考古队对遗址的保存状况、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客观的评估，初步勘探还表明遗址的主要分布区同时还是战国墓区。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后，最终选择在遗址区原始堆积后期扰动最少、石制品分布较集中的丘岗顶部进行正式发掘（图二）。虽然探方区中的战国墓葬对出土遗物的空间分布不可避免地存在影响，但考虑到保留的未经后期任何扰乱破坏的布方面积足以满足对遗址科学分析的要求和目标，总体上这次发掘点的选择仍较为理想。
图二 遗址发掘区及环境（由南向北）
遗址布方采用顺从坐标系统的开放式编号方法，规格为1×1 ，以全面揭露发掘法开展考古工作，共发掘面积约120 (图三)。发掘过程中，根据南方红土堆积土质结构和包含遗物的实际情况，要求民工全部使用小锄头工具进行发掘操作，并抽样采集文化层土样进行筛选，这种方式虽然使得进度比我们以往的发掘要慢，但基本上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此类旧石器旷野遗址的精细化发掘（图四）。此外，在信息科学采集方面，全程使用全站仪获取出土石制品的空间坐标，测量登记遗物出土产状等信息，亦初步应用影像三维建模软件尝试建立遗址模型。
图三 遗址全面揭露发掘
图四 遗址发掘现场
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遗址的地层堆积厚度达5米，其中全探方发掘揭露的文化层厚约2米，局部以探沟法继续向下发掘揭露出的堆积厚约3米。根据土质土色和包含物，遗址堆积大致可分为6个层位。以遗址的西部剖面为例（图五），地层可简要描述如下：
图五 遗址地层剖面
①A层：灰褐色黏土，土质疏松，西南高、东北低，呈坡状堆积。厚5～20厘米。属现代表土层，据当地百姓介绍，原始的地表可能较目前厚近1米。
①B层：浅红-黄色黏土，土质疏松，由西南向东北呈坡状分布，探方东南、西北局部区域因后期破坏缺失此层。厚0～50厘米。
②层：黄褐色粉砂质黏土，包含有较多的褐色铁锰结核颗粒，土质较疏松。与下覆地层呈不整合接触。厚40～50厘米。
③层：红褐色粉砂质黏土，可见灰黄色细而较密的网纹，含有较多褐色铁锰结核膜，土质较紧密，干燥后易干裂呈棱块状。厚30～60厘米。与下部地层呈渐变状态。
④层：深褐红色粉砂质黏土，夹有较多灰黄色竖状网纹，含较少的褐色铁锰结核膜，土质紧密。堆积南高北低呈坡状分布。厚70～80厘米。
⑤层：黄红色典型网纹土，较密的灰黄色网纹多呈不连续性竖状形态分布其中，基本不见褐色铁锰结核膜或颗粒，土质致密、坚硬。该层大致呈水平状。厚约150厘米。
⑥层：棕褐色典型网纹土，短而粗的灰白色网纹呈蠕虫状密集分布，含有大量的褐色铁锰结核膜。土质非常致密坚硬。揭露厚50厘米，未发掘至底。据坡体出露情况推测，此层往下约4～5米可至底部砾石层。
其中第①B～④层为主要文化层，尤以③层和②层遗物最为集中，⑤层及以下基本不见文化遗存。从地层关系和石制品情况来看，此次伞顶盖遗址至少发掘揭露出上（①B和②层）、下（③和④层）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
遗址出土遗物均为石制品，现场编号标本3600多件，按方收集标本数百件，采集标本500多件，筛选获得的碎块、碎屑类标本近千件，共计发现石制品5000件以上。石制品在探方中分布密集（图六～八），越靠近台地中心数量越多，其分布密度在华南地区同时期的旧石器遗址中尚属少见。
图六 第1层出土石制品分布
图七 第2层出土石制品分布
图八 第4层出土石制品分布
发现的石制品类型多样，包括砾石（备料）、石核、石片、断块、碎屑、工具、石锤等，石片、碎屑等废片类产品居多；从生产操作链看，这是一套反映石器制作程序的完整器物组合。以上、下文化层进行观察，遗址石器工业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概况大致有如下一些方面。1）下文化层：石制品原料包括燧石、石英砂岩、石英岩、石英、硅质岩、砾岩，其中燧石较多，其次为石英砂岩，其它种类均较少。中小型尺寸的产品约占60 ，主要为以燧石原料生产的大量石片和部分石核；大型产品多数是砂岩和石英岩石料的搬运砾石、石核、断块，巨型产品也偶有所见，发现的少数几件大型、巨型石片颇引人注目。剥片方法主要属于简单的剥片策略，极少数可见到对剥片面的维护或台面的预处理，燧石类原料的利用率相对较高，多数处于剥片后期阶段；以固定台面进行旋转打片形成多个剥片面的单台面石核和具有向心剥片模式的盘状石核占有一定的比重，是遗址中古人类剥片技术进步的体现，也是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图九）。工具组合可分为粗大石器和轻型工具两类，前者包括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手镐、手斧，后者则主要为边刮器，另有雕刻器、凹缺器、尖状器（图十）。从数量比例上看，小型工具约占60 ，但大型工具的重要性并未完全边缘化。在整体呈现的石工业面貌上，下文化层显著地沿袭了很多这一区域更早期阶段的文化传统。2）上文化层：石制品原料种类仍基本相同，燧石所占比例略有上升。大型尺寸的产品数量显著减少，基本没有巨型个体。搬运的砾石数量与下文化层相比也变少，且较多直径在5厘米左右、并不太适合用于剥片的砂岩砾石有集中分布现象，可能暗示着某种其它特殊的用途；另外，呈扁平形态的薄石板在遗址中也发现数件，同时新出现数量不少的赤铁矿断块（图十一），这些应是上文化层一种值得关注的新的文化现象，暗示了遗址上古人类所发生的更复杂的行为活动。剥片方法和特点与下文化层相近，并没有明显的预制行为，剥离细小石片的燧石类石核则代表了较高的利用程度和较纯熟的剥片技艺。工具组合中小型工具的比例占至80 以上，以石片为毛坯的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占主体（图十二）；大型工具主要包括少量石核砍砸器、重型刮削器和个别不典型手斧，不见下文化层数量较多的重型手镐。上文化层的石工业特点显示出石片石器的强劲发展，剥坯型产品在石工业中占居绝对地位，虽然与下文化层呈现出一种渐变和继承性的石器技术特征，但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和石工业的整体面貌应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
图九 下文化层石核
图十 下文化层石器
图十一 上文化层出土赤铁矿
图十二 上文化层石器
从上述也可以看出，遗址的原料利用在湖南以至华南地区都显现出了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以燧石为主的石料利用模式在这一区域的旧石器晚期阶段以前并不常见。这类燧石色泽多样，但主要以白色、棕色、青色、黄色为主，据遗址中发现的备料和石制品上保留的自然石皮，可知其应来自于河滩砾石。初步调查，除白色质地的燧石外，其余质地的燧石以及砂岩和石英岩等石料均可在遗址下部出露的底砾层或更低阶地的古老砾石层中见到；目前，对于占重要地位的白色燧石的来源还不太清楚，有待进一步工作。对采集自砾石层中的燧石的简单打制实验则获知，多数能够获取到的这类石料质量并不高，砾石内部具有节理或裂隙，但遗址中质量较高的燧石比例却远高于原料产地，表明遗址先民对原料有着很高的认知能力，也具有明显的倾向选择性；同时，古人类对燧石、非燧石两类不同性质原料的利用方式也可看出差异，可能反映了遗址中存在的两个不完全相同的生产体系。
三、 初步认识
综合以上论述，在遗址的时代、功能结构、石工业性质等方面有以下一些初步的认识。
1、据初期地貌调查表明，遗址所埋藏的第四纪红土堆积属于道水的第四级阶地，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其河流阶地堆积的年代至少在中更新世早中期。但是，从伞顶盖遗址的文化层来看，上文化层的土色呈黄褐色，与下覆地层有较明显的不整合，因而显然应归属于阶地后期的堆积，结合近年的一些发现，推测时代为晚更新世早期；而下文化层位于地层剖面的上部，与下部的典型网纹红土也存在一些不同，尤其是锰质胶膜和网纹的发育显示与下部层位的较大差异，故可推测此层时代大致属中更新世中晚期。在传统的划分方案中，遗址时代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晚段至旧石器时代中期。
毋庸置疑南方红土地区旧石器旷野遗址的年代学问题是长久以来制约我们对这一区域旧石器时代石器技术发展和古人类演化问题深入探讨的瓶颈。然而，值得期待的是，近年来逐渐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业已开展了少量前期工作，目前也已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预期在这一方面会有所进展和突破。
2、出土石制品的遗址主要文化层厚度超过2米，文化遗物数量丰富，调查显示遗址的面积大，提示古人类在遗址上延续活动的时间长，活动的频率高，还可能从事了除加工石器、肢解食物等活动外的其它复杂行为，这些均体现了伞顶盖遗址作为这一个区域内中心营地性质的特点。
粗略检索以往华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在文化层分布及厚度特点、石制品数量丰富程度上，鲜有同时期类似的旷野遗址，而近些年来我们在湘西北道水流域发现了多处这样的地点。这一方面可能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呈现，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可能正是体现了这一时期古人类在人类流动行为、栖居形态上的整体适应策略演化所带来的结果。当然，这也同时促使我们从今后应更加注意从埋藏学角度思考南方地区这些河流相遗址的形成过程。
3、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性质和发展及阿舍利技术体系的相关问题无疑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中石器技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伞顶盖遗址下文化层中发现有手斧、手镐等被研究者视为阿舍利工业的石器，再次表明中更新世中晚期是洞庭盆地地区古人类使用这类工具的主要文化时期。但是，无论是这些手斧的加工程序还是在工具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它们与典型的阿舍利工业组合还是有一定差别，究竟是这种工业在人群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区域变异，抑或是一种文化、技术的趋同及发展不平衡，都还需要在更多材料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讨论。而在上文化层中也发现一件不太典型的手斧，它与下文化层相比已经小型化，但这说明手斧在洞庭盆地旧石器遗址中的存在可能至少延续到了晚更新世早期。因此，伞顶盖旧石器的发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华南地区中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早期石器打制技术的代表性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长江中游地区从旧石器早期至中期的手斧标本，对于探讨中国“阿舍利技术人群”的适应行为能力和迁徙扩散也有着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结语
伞顶盖旧石器遗址是近年湘西北澧水流域发现和发掘的石制品数量最为丰富的中心营地遗址，时代从中更新世晚期延续至晚更新世早期，石器工业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进一步与这一区域鸡公 遗址、大圣庙遗址、赤山岛枫树嘴遗址等石工业的对比分析，将能揭示出洞庭盆地这一阶段古人类文化呈现的多样性，有益于更好地认识华南地区古人类的生存适应模式。
中更新世晚期-晚更新世是早期现代人出现与演化的主要时期，也是人类行为模式和生存适应活动非常复杂多样化的时期。这些年古人类学的发现和研究表明，华南可能是中国及东亚地区现代人形成与扩散的中心区域，早期现代人和完全现代类型的人类都可能首先在华南地区出现。然而，对于这个时期的有关人类文化遗存过去并未有足够的关注。伞顶盖旧石器遗址及相关遗址的考古发现将能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个关键阶段的人类文化提供区域个案的重要实物资料。
（原文标题：湖南临澧伞顶盖旧石器遗址考古发掘与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