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刘允章曾上言，陈述唐后期的弊政，指责仕途太滥；范祖禹也认为唐末仕途太滥，实系当时一大弊端，其祸不在割据之藩镇和专权的宦官之下。因此，整顿吏治就必须追根溯源，找出腐败的根由，然后施以救治之方。会昌年间，对选拔官吏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企图从官吏来源入手，加强官僚队伍建设。为此，李德裕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首先是严格进士覆试制度，提高铨选质量，选拔真才实学。进士科是唐代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门径，曾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随时间的流转，“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也”，其弊端也日趋明显。
有鉴于此，会昌三年（843年）正月下敕文，“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自今已后，但据才堪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二十五人”，这样做，虽难免依权弄法，徇私舞弊现象的存在，但不拘一格、选拔真才实学确也收到一定效果，史言“李德裕抑退浮薄，奖拔孤寒”即此谓也。
又如，会昌四年（844年），王起知贡举，放及第二十五人，续奏五人才堪及第，结果由于覆试，只录取一人；会昌五年（845年）二月，谏议大夫陈商知贡举，放及第三十七人。三月，白敏中奉敕覆试，结果覆落七人。这样严格选举，自然有助于官僚队伍素质的改善。
其次是对新科进士的实授，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准太和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敕，进士初合格，并令授诸州府参军，及紧县尉，未经两考，不许奏职。盖以科第之一，必宏理化，黎元之弊，欲使谙详。近者诸州长史，渐不遵承。虽注县寮，多糜使职。苟从知己，不念蒸民，流例寝成，供费不少。会昌二年（842年）选格，改更新条，许本郡奏官，便当府充职一人，从事两请，料钱虚占。吏曹正员，不亲本任公事，其进士宜至合选举，许诸道依资奏授，试官充职，如奏授州县官，即不在兼职之限。”
按，进士中举以前，由于经年苦读，无暇过问闾里疾苦，故对民情并不谙熟，像从前那样辄及第即除授正职，就难免出现“苟从知己，不念蒸民”的情况。当然，这不是举子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没有门荫可以依靠，惟以伏案经年才有跻身仕途的机会，他们的不谙民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社会制度造成。
针对这个实情，规定须经两考，方可实授，则多少可以避免敕文所说的弊端。另外，从敕文中可以看出，对诸道奏授官也作了一定的限制，关于这一点尚有更为详备的规定，“近日诸道奏官，其数至广，非惟有侵选部，实亦颇启幸门。向后淮南、两浙、宣、鄂、洪、潭、荆、襄等道，并不得奏请。其三川边镇、河南北地远官，无选人肯去，阙员稍多处，即任量切奏请，仍每道一岁不得过七员”。诸道奏授官过多，不仅造成“料钱虚占”，“供费不少”，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同时也“颇启幸门”，使得恩非出于朝廷，权则归于私门，容易形成地方集团势力，影响朝廷威信。对此加以限制，不仅可以避免上述情况，也可以增强中央政丵府的凝聚力。
对策之二是，对官宦的门荫特权进行了限制，并严格控制官员的兼职范围，防止堕政害民，提高官吏队伍的素质。唐人入仕之途甚多，除通过科考以外，利用门荫特权入仕者，其数亦不在少。科举取仕固不免流弊，但较门荫取仕，则其优点十分显明，因为凡参加科选者，必然要经过多年寒窗苦读，不似有门荫特权的子弟，可以不学无术而凭父祖的功勋劳绩，直接获得禄位。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下敕，其中云：“今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今日已后，只放正身一人差使，其家下并不在影庇限。……高秩峻级，荣荫子孙，盖宠劳能，著存令式。近者渐寡廉朴，多补名身。不独假荫近房，兼有规求厚利。选曹既阙磨勘，长吏不闻纠绳。此弊公行，吏途太滥，自今后并须准格用荫，人数年限，不得逾越。委吏部及御史台严加宽察。据其选授官列本道本州，须审磨勘，稍疑渝滥，及察知冒卖资荫，便收禁牒报有司。”从中可知，门荫特权，尤其是滥用、冒用门荫特权，已成为中晚唐社会一大弊病，因为那些豪门子弟往往是“自幼授官，多不求学，未详典法，颇有愆违”，不仅造成“吏途太滥”，而且还由于“一身属太常金吾，一门尽免杂差役”，使许多人得免差役赋税，这样势必影响政丵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对门荫特权加以限制，不但能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还可以扩大国家的财源，增加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会昌时期人口有显著的增长，恐怕与限制官宦的荫庇权，使许多人口重入国家户籍，也不无关系。因此，可以说，会昌年间明令限制门荫特权，规定必须严格执行用荫标准，对于避免或减少“其中亦有影庇，真伪难分”，肃净官吏队伍有着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