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国，现多指日本。在古代文献中一说是指墨西哥，一说是指西域某古国，还有一说是指山东曲阜。总体泛指中国东部一国。
多种说法
扶桑国，现多指日本。在古代文献中所指地区存在多种说法。
晚唐韦庄所著诗《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
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梁书·扶桑国传》：“文身国（日本古国之一的陆奥国），在倭国（九州、关西的大和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指的是北海道的虾夷国），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里引用了南北朝时期慧深的说法，虽然仅仅为一家之言，但是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墨西哥说
指墨西哥。最早的“扶桑”出现在有中国“百科全书”之称的《山海经》中，“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说的是中国东方有一个为太阳洗浴的圣地叫汤谷，在汤谷之上就是栖息太阳鸟的扶桑树，太阳鸟每天从扶桑树上起飞，巡天一周，照耀四方。当代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普遍认为，《山海经》记载的扶桑神话就发源于古代日照天台山，所以在传说中，天台山也叫扶桑山。还有一个说法，扶桑是远古时期东海里的一棵神树，太阳从那里升起。但此说记载不多。
《山海经》也有对日本的记载，如《山海经·海内北经》这样写：“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这说明古人对“扶桑“、“倭国”的概念是泾渭分明的。即使在后来的《后汉书》中出现了“扶桑国”的称谓，"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从未混淆。
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姚思廉在《梁书》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个神秘的“扶桑国”的位置：“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扶桑国在大汉东二万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这段记载，既说明倭国（日本）不是扶桑，也说明扶桑在更加遥远的东方。
那么，这个“扶桑国”到底在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法国人金勒等西方学者提出扶桑国在今天北美洲墨西哥的观点。在中国学者中较早响应此说的是章太炎，他在所著《文始》中也认为扶桑即墨西哥。始倡此说的是法国人金捏（De.Guignes），他于1761年提交的一个研究报告中说：根据中国史书，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已有僧人到达扶桑，而扶桑，他认为就是墨西哥。金捏所说的中国史书，指《梁书》“扶桑传”。”如此看来，扶桑国应远在西半球的美洲。原产于墨西哥的棉花，即具备扶桑木的全部特征。
墨西哥玛雅人的首领称“Dui--Lu，”其发音正是《梁书》中所说的扶桑国贵人：大小“对卢”。扶桑国有南北二监，南监押轻犯，北监押重犯，重犯子女，男孩8岁为奴，女孩9岁为奴，这也是墨西哥玛雅人的制度。在中国学者中，除章太炎外，影响较大的尚有朱谦之（《扶桑国考证》）、邓拓（《谁最早发现美洲》）等。与之相对比，赞同“扶桑就是古日本”这一观点的，却不多见。
但是，为什么近代人们总习惯把扶桑等同于日本呢？主要的原因，除了日本人刻意杜撰“天照大神”、“日出之国”之外，还与古代中国人没有准确的地理方位意识、把东方和日本混为一谈有关；另外也与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扶桑”地望的争论不无关系。所以早在唐代以后一些诗人的诗作中，就开始出现“日本”、“扶桑”概念混乱、分合无序的情况。尤其到了近代，“扶桑”基本就是日本的代名词了。对此，国内学界就有“自梁启超起将日本和扶桑联系在一起至今”的说法。
西域古国说
指西域古国。持此说的人认为，《梁书》中说了扶桑国与中国的距离关系，却并未提到它与大海有何联系。《梁书》中说，扶桑国多蒲桃，蒲桃即盛产于西域的葡萄。因此，扶桑国可能只是西域一带的某个古国，而非墨西哥或日本。
山东曲阜说
指山东曲阜。“扶桑”一词在我国最早见之于屈原诗句“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汉朝王逸为楚辞作注：“扶桑，日所扶木也。”《淮南子》中十日居于扶桑的说法，恰与此不谋而合。《说文解字》亦云：“扶桑神木，日所出。”扶桑既是日出其间的东方神木，那么它在何处呢？持此说的人认为，所谓的扶桑国，事实上并不存在，而是有人把孔子的出生地－－穷桑，误传为“扶桑”了。
扶桑来历，布努瑶的“射日传说”中有一段，后羿到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取得扶桑神木制作神弓。其族谱古歌，说祖上居山东，“扶桑”古时可能指的山东某个地方。
扶桑国的来历出自《梁书》记载的慧深：日照天台悯寺与《梁书》慧深考证
（中国佛学院学员弘法妙真向佛）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内心佛性的长期修持，会因佛祖的一个暗示而上升到全新境界。对未知课题的不断探索，会因黑暗中的一缕阳光而豁然开朗。网上发表一篇关于日照市涛雒镇“石鳯寺重建碑记”的碑文，使我们对佛教史上一个著名人物的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重大突破。
“石鳯寺重建碑”碑文的内容如下：
佛有三世，世世光明。寺有三劫，劫后复兴。
先是，沙门慧深者，山下视饿殍而不见。殍曰：悯者，佛也。深大惊，知为佛祖点化。遂堆碎石为冢掩殍尸，化善缘建寺于冢侧，曰天台悯寺。后殍冢每显佛光，悯寺大兴。北魏肇始，佛门不幸，殃及悯寺，深愤而出海，此一劫也。北周武帝禁佛，毁寺塔，逐沙门，悯寺败落，此二劫也。唐初，有新罗僧智隐重建寺院，曰新罗寺，佛门再兴。然建文年间山火骤起，经书寺院毁于一旦，此三劫也。
念我秦氏，自皈依佛门，世代相传。及至东海而海曲，回归赢氏故里，重续先祖香火，乃至子孙满堂，家业兴旺，实乃佛祖之佑也。今合族上下，募善款，置田产，重建寺院，再请高僧，弘扬佛法，普度众生。是役始于仲春，毕于孟夏，因山形而名，曰石凤寺。又值我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成道圣日，立碑为证，乃记。
嘉靖乙丑孟夏望日
该碑文记载的“化善缘”建“天台悯寺”的沙门慧深，作者认为与文献《梁书》中记载的沙门慧深有诸多相似之处。现介绍如下。
慧深的事迹最早见于唐代姚思廉编著的《梁书·诸夷列传》：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499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一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则及七世。
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为大对卢，第二者为小对卢，第三者为纳咄沙。国王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车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桑梨，经年不坏。多蒲桃。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灵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缞绖。嗣王立，三年不视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
慧深又云：“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则任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筑土为墙，其形圆，其户如窦云。
去过“扶桑国”的僧人
可见，慧深之后《梁书》中还有从罽宾国去过“扶桑国”的僧人：“宋大明二年（458年），罽宾国尝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国，流通佛法、经像，教令出家，风俗遂改”。罽宾国为古代西域国名，其具体地理位置史学界尚无定论，大约位于克什米尔一带。
罽宾国之名见于佛教故事：“佛尝记曰：‘我涅盘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罗汉，於罽宾国安人弘扬佛法’。如来寂灭後五十年，阿难弟子有末田底迦，闻佛记大喜，便来此国，宴坐大山岭，现大神变。龙见而深信问所须，阿罗汉曰：愿於地内得容膝地。龙王缩水奉施，罗汉以神通广身，龙王纵缩水，池空水尽。龙翻请地於阿罗汉，於此西北留一池。龙王曰：五百罗汉常受我供，欲至法尽，若法尽後，还以此国为居地。末田底迦许之。见阿育王经七，毘奈耶杂事四十，善见律六，西域记三”。
去过“扶桑国”的道人
后来，《梁书》中也有从中国去“扶桑国”的道人：“扶桑国，在昔未闻也。普通中（520-527年），有道人称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录焉”。也有民间人士有可能到达过扶桑国：“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