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以曾国藩当时的权利，地位和号召力，加上怂恿他当皇帝的部将和政客又大有人在，因此，他完全有条件黄袍加身。然而曾国藩却不敢有此念头，更不敢答应下属的劝进，还是硬下心肠，做了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在曾国藩的劝进行列中，第一位且始终如一的一位当属湖南著名才子王运。他在经、史、文学方面都卓有成就，并注重学以致用，特别是想寻找机会，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的机会。最初，王运曾多次向曾国藩上书言事，并得到曾的重视。此后，他又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但曾国藩把其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优礼甚之，而于其意见却很少采纳。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新朝廷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侯，并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视其为十二道金牌，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并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于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如李次清借贺功向曾国藩进联曰：“王侯无种，帝王有真”;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辛菩萨心肠”;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直接给曾国藩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此时，一向以霸才自居的王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
一是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
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
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还是王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并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年以后。王运此时已成了名满天下的学者，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国藩做曹操，曾则平静故作不知。王运终知其帝王之术再无实现机会，只得悻悻而归。曾国藩不听劝进，不当皇帝，固然有受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但更大的原因恐怕还是不敢当这个皇帝：
1、曾国藩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控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之间，这分明是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
2、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芒。
3、湘军号称30万，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
4、湘军经过长期征战，已不复当年朝气，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靠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争夺天下，天下人谁会跟从?
5、即使曾国藩黄袍加身，恐怕也会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其弟曾国荃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说不定落骂名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是曾国荃。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敢听从劝进，去当皇帝。也正因为以上原因，他才采取措施，自削兵权、利权，稍杀羽翼，以释清廷之疑。试想当年曾国藩如听从劝进，打起驱除满清，兴复汉家天下的义旗，历史将会怎样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现代人去假设，曾国藩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对得起清朝的忠臣，让现代人去骂他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千古罪人。
